1、“必”是一种在思想和观念两方面都必须屏弃的先天性缺点(我们在往期《记载了孔子进行宗教修行的六大证据》一文中，在对“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句的正义中，已经指出了“必”的弊端)。不仅在宗教修行这种最高层次上需要去“必”，即使是在社会生活层面，同样也需要去“必”，所以，孔子只认为“不辱君命”的士才是第一等的，这样的士一定“不必”，而且知道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并能够根据情势而灵活变通地完成使命。
2、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3、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士。孔子说有廉耻之心，行事不辱君命是上士。在宗族邻里，被夸赞为孝悌，是中士。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如果配称士，最多也就是下士了。至于那些当官的，都是气量狭小的人，就没资格称士了。
4、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5、白话释义：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
6、子贡问：“敢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出言必定守信，做事必有结果。这是像石头一样固执的小人啊！但也算是次一等的士吧！”
7、孔子再次解读：“如果同一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很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乡里的人称他格外尊敬自己的兄长，这样的人算是差一点的士了。”(言必信行必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8、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
9、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广泛传播，其正确含义竟不知所踪了。
10、可见，在孔子的逻辑里，“士”也可以像“儒”分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一样(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以有“小人士”。
11、发生了这种事，最应该做的就是知错就改、悬崖勒马，即使有那么一些不开眼的人责怪你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也好过傻乎乎地做着不该做的事。
12、《论语》是儒家经典之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扩展资料：《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13、可见，孔子的看法到今天也适用，而且上升到法律层次。
14、其实，孔子并不是认为说话诚实守信，行为追求结果是不对的，他否认的是那些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贯彻言行的做法，做出这种事的人是小人。
15、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1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朱子对五常的理解，是与孟子在“同一档次”的。也就是说，朱子对究竟应该取“五常”还是“四常”也没有“明确”的看法与主张。换言之，朱子也根本就没有理解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观念的能力，于是，就沿用了孟子的说法，舍掉了“信”而保留了“仁义礼智”。
17、可见，孔子一方面继续认可“信”，因为言必信的人勉强也算士；另一方面，他将言必信的人放在了行而有耻、举止孝悌，事君、事父、事兄尽力得体之后。
18、去掉“大人”和“义”的问题，就抽象的意义而言，孟子考虑到了“必(顽固，而且偏执一端)”与“不必”的关系问题，应该算是抓住了问题的“节点”。
19、孟子所犯的一个最低级错误，就是没有精确地确认谈话的对象和范围(孔子这里的“士”的含义，类似于今“公务员”群体)问题，所以最终才稀里糊涂地扯上了毫不相干的“大人”和“义”的问题。简单来说，“做人”和“人际交往”中的“信(诚实无欺)”与履行政策和完成使命时的“信(墨守陈规)”是“两码事”。
20、事实上，从整个《论语》中，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言论中，尤其是对君子与小人进行的对比性谈论，如：
21、·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22、如果说「中国人一向讲求言必信、行必果」，唯一的可能是发言人把「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看成了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而认为孔子、孟子、墨子都不是真正的中国思想吧。司马迁本人为何赞赏游侠，是许多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不拟讨论。但发言人理直气壮地把孔子孟子明确反对过的说法戴在「中国人一向」头上，媒体再一阵兴奋地记下来(并且记错了一个重要的字)发表，让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
23、另一方面，由于本期内容是与上期相衔接的，所以，还必须围绕孟子进行。
24、 孔子回答说：“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奉命出使各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样的人就可以叫作‘士’了。”
25、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
26、如果“大人”不是与“小人” 相对称的大人，那么，孟子所说的“大人”是不是孔子在《易传》中所说的“大人”？如果是指《易传》中的大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文言》传)，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要把这么高层次的人拿到这里来去对照孔子“谈士”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行径呢？这种对比有什么“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吗？
27、 释义：信，守信用。果，果断，坚决。说话算数，做事果断。
28、这就意味着，如果能做到“惟义所在”，那么，每个“人”就都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了！那么，孟子为什么还要单独提出只有“大人”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
29、要想正确体会孔子这个命题的“意义”，我们必须对“士”、“小人”和其中的“必”字，以及当时的“话题对象”有一个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
30、·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31、我们在往期多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孔子的仁与义大体上可以对应于老子的道与德。孔子之所以用义取代了老子的徳，完全是出于“自立门户”的需要。所以，理解孔子的义的含义与内容，可以仿照理解老子的德的含义与内容来比照进行。这就意味着，义与徳的核心内涵是它的本体论含义。在它由形上层次进入形下层次的时候，其概念表述是存在本质差异的。
32、孔子观念中的“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能承担一定民族使命的人。其次是孝顺父母，服从哥哥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当权者，孔子认为是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孔子所培养的就是具有前两种品德的“士”。
33、领导如果要取得群众的信任,那就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34、一个领导干部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