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适当进行正面宣传。对于负面报道，相关部门既要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又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开展各种有利于塑造正面形象的活动，将媒体的注意力吸引到正面轨道上来，引导舆论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处理危机事件创造良好的舆论空间。
2、同时，事实核查机构的审核实践经验也启示着舆情分析师：不能仅对事实真相进行本质化理解。在实践中，真相并非仅有“正误”两级，而是处于一个具有一定阈值的流动空间。据学者张滋宜和金兼斌介绍，美国非营利性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com自创了一套评价事实真伪标准的测量表“Truth-O-Meterrating”，并根据事实材料的真伪度将案例分为真实、基本真实、半真半假、基本失实、失实、荒谬六个等级，以核实政治人物言论的真实性这种对事件进行不同等级置信程度标记的举措，也获得了其他事实核查机构的借鉴。
3、舆情是民意集合的反映。换句话说，民意是形成舆情的始源，没有民意，就没有舆情；
4、然而，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技术让信息蓄水池迎来供给侧的开闸放水而日渐丰沛之时，也难免泥沙俱下。技术可以是生产力、发动机，但目前也还难以胜任瞭望者、把关人的角色，网络世界的信息与观点，因而既生繁花，亦长稗草。年初引发大讨论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最终证明只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闹剧；年末一再反转的罗尔事件，让许多“爱心”伤了心，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舆论场中的是非曲直。一个去中心化的传播机制，在扩大公众表达权的同时，也在滋生着谣言和假新闻，让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舆情表达总有几分尴尬。
5、“舆情信息”指的是将人民百姓对某一公共事件的态度、看法以及意见收集整理后的文字材料。在整理、撰写舆情信息时，我们必须要有敏锐的意识，并且注意选准角度，找到写作的合理的切入点。
6、既然负面舆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企业，可以想方设法挽回，积极引导。官方澄清等。
7、适当冷处理：负面报道出现后，要尽量避免责怪媒体，以免引发进一步炒作。
8、上级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当地回应说“双方或都有过激行为”，一个“或”字很是微妙，可进可退，又诱导和传递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民间想象。确实，这事儿很蹊跷，那种情况下，怎么一言不合就打耳光？仅仅是因为“食堂就餐问题”？似乎不太合常识逻辑，信息不对称，须等待进一步调查。但在调查公布前，基于书记和秘书长身份的不对称，基于打耳光这个侵犯和伤害的事实，舆论有理由对那位张书记进行“有问题推定”。
9、同样是关注热点，这几年来的一个变化是：公共事件日益变成法治事件，舆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中，情绪的表达、信息的搜集之外，法治的思考、制度的诉求有了更重的分量。这样的趋势，体现在对毒跑道事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出现在对山东疫苗案的拷问中，体现在聂树斌案的热议中，也彰显在对电信诈骗案法治出路的求索中。那些不断深入的观点、表达，聚焦成有建设性的“光束”，对接着公共治理最前沿的议程，倒逼出更深领域的法治进程，照亮了公共生活的更多角落。
10、“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是总有人能看到这火，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在声气相求的网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看到心中的火、点亮眼中的光，延伸“红色地带”，唱出“最美和声”，一起见证、参与并改变这个时代。
11、365天的日升日落，将无数人、万千事浓缩成一圈年轮。即将过去的2016年，亿万网民在互联网的言说，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声场。恰如时间和重力能澄清泥沙俱下的浑浊，回望2016年的舆情，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即便仍有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即便仍有“槽点”、仍有“失焦”，“正能量”却正在成为舆情的主流、民意的底色，在沧海横流之际“透出人心向上的力量”。
12、德国哲学家韦伯曾经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意味着发挥技术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开拓者，更离不开基本价值的守望者，毕竟，我们将抵达的未来，不仅是信息自由流动的丰饶之海，更是构筑全新文明的坚固之岸。
13、舆情本身的概念也比较抽象，在实践中需要对舆情概念涵义的理解包括。第一个是，舆情是公众意愿和诉求的反映，公众的舆论是形成舆情的始源，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舆情；第二个是，舆情所表现出的意愿和诉求，是对涉事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并非公众意愿的全部。
14、网络有着“无人可以预测的未来”，无数人在这里寻找下一个忽然而至的风口。不过，以变化为唯一不变的世界里，有一个明天却已经来临。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网民的迭代正在完成。网络“新世代”将新的关注、新的表达、新的形式、新的状态，呈现于生机勃勃的网络世界。
15、网络舆情分析师是2013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纳入CETTIC职业培训，并授权于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来负责相关的培训和考核，合格者将获得《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合格证》的从业凭证。其学科中的基础内容包括，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统计学，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社会心理、网络文化、刻板印象进行长期观察与研究，进而又细分为搜索引擎专家、网络调查专家、图表专家，以及统计专家等技术领域中的专业人员。
16、30年前，北京大学教授钱天白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到今天，年轻人已经成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很多人曾认为有堵“次元墙”，隔在网络二次元与现实三次元之间。但2016年的舆情或许表明，年轻人主动感受着时代，他们在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的对话中，让家国情怀超越“次元壁”，成为青春的一部分。2016年，看大势，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累计播放量超千万，全面从严治d引来广泛点赞；说大事，长征胜利80周年、建d95周年，微博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超10亿，“不忘初心”成为流行语，“半床被子”打动年轻网友。南海仲裁案等事件中，“爱国”二字更是在90后的心底激起最强烈的情感。这一代人见证了国家发展、国力强盛，对国家和民族充满自豪，乐于传播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份感动。当年轻一代更多地把视线从风花雪月转向“星辰大海”，也就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完成着自身的蜕变与成长。
17、登高而招见者远，顺风而呼闻者彰。古人“善假于物”的智慧，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在这个“人人都是评论员”的时代，当拇指滑动间形成时代的和声，真与假、取与舍、思与言、知与行，都促使我们叩问：面对如潮的资讯、海量的观点，如何取得那最好的“一瓢饮”？
18、DOI:16353/j.cnki.1000-742000
19、当舆情危机爆发后，通过有效的控制手段，可以快速地给舆情降温，从而延缓舆情的蔓延发酵，降低舆情处置的难度。
20、“共情”，是新世代的另一个追求。一年来，种种网络流行语，往往因为让人捧腹而进入时代的语料库。奥运赛场上，“元气少女”傅园慧让“洪荒之力”流泻了大半年，王健林的“小目标”释放强大气场形成“反差萌”，“葛优躺”则在妙趣横生中变成一种修复、治愈乃至对抗的姿态；“友谊的小船”“吃瓜群众”“一言不合就XX”……这些一时的热点、热词，有着不同的幽默元素，在让人解颐之时流传开去。甚至是网络直播，也有人分析，是因为在高颜值之外，提供了一种“无聊的趣味”、“探究他人生活的欲望”而如此风起云涌。“共情”，让有趣成为强大的传播力，也带来“娱乐至死”的隐忧。
21、提升危机防范意识，真切关怀民众权益。时下，网络舆论监督(借助多瑞科舆情数据分分析站搭建舆情预警机制)、网络问政走热促进了社会管理的更加规范化，但无形中也给一些地方政府造成了压力。
22、舆情是舆情因变事项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民众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23、同时，这也要求舆情分析机构需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社会属性，将舆情分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其次，舆情分析还需要灵活对待长效性舆论热点与突发性舆论热点，对此，研究团队可积累好作为参照对比的案例库，并不断优化舆情监测的相关算法，将技术手段更新与舆情事件发展结合起来。最后，舆情分析还需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意识与总结归纳能力，通过把握舆情类型、扩散路径等方面的“变与不变”，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工作。
24、英文全称：public sentiment
25、公众此时转这篇《书记的耳光》，比再尖锐的评论都有力。同样是耳光，彼时，菏泽周书记那记扇向自己的耳光，自责“没有让老英雄吃饱饭”的自省耳光，打出的是权力面对民众时的敬畏和谦卑，是官民鱼水深情。此时，济源张书记那记扇向下级的耳光，打出的是权力的无所忌惮，是特权和官威，是玷污权力形象的舆情。一个为“没有让民众吃饱饭”而羞愧得打自己耳光，一个为“凭什么在我吃饭的食堂就餐”而愤怒得打下级的耳光，同是耳光之怒，打出了不同的为官境界和权力观。
26、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
27、民众的这种社会政治态度说到底是对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种诉求和表达，它不仅包括民众对国家政治的看法、意见和态度，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意见和态度，同时还包括民众对社会事物的看法、意见和态度。一句话，“民众社会政治态度”是民众要求执政者不断改善民情状况的一种诉求和意愿的集合扩展资料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是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带有广大网民的主观性，未经媒体验证和包装，直接通过多种形式发布于互联网上。
28、网络舆情传播集合了各类舆情信息传播特点，如微博的热门议程(话题)及各类媒体、记者发布的相关信息，经过意见领袖的引导能够使舆情信息获得二次传播和多次传播的“赋能”，在更多的网络公众不断的参与、评论十分容易形成“群体极化”和“规模效应”等状态。另一方面网络舆情往往都会存在有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比如简单的利用新媒体与意见领袖(舆论领袖)资源开展实施“议题设置”、“协同过滤”、“首因效应”、“刻板印象”等策略，进一步形成如“沉默螺旋”、“规模效应”、“群体极化”等效果。这些利益者还会根据涉事方的应对策略使用“舆论波”运动，将舆论形成波浪式的传播趋势，使涉事方难以应对或疲于应对。
29、另外，事实核查过程中重视发挥社会群体智慧的思路也值得被舆情分析工作者关注。除了事实核查机构本身自有的核查工作人员以外，机构也在积极利用社会群众力量推进核查工作的开展。例如，不少核查机构在工作中都采用了基于自愿的网络协作模式。其中典型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事实查核中心开发的BUFactCheck应用。据曾姿颖、黄煜等学者介绍，该应用立足于建立一个可让社会公众参与的事实核查互动平台，换言之，来自社会各界的人群都可以凭借自身的从业经验和掌握的相关资料，对特定待核查内容进行补充与评核。这种众包审核的模式尤其提高了事实核查的参与性与科学性同时也启发着舆情研究团队要注重发挥社会群体智慧，通过一些途径与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进行交流，共同协作推动舆情事件整体演进脉络梳理。不过，去中心化的网络协作方式，也需警惕新型谣言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