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弗林根1954年，第18页。
2、但如此分述“诗－思”两面有把两者分割开来的危险。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如各有所重的Aletheia和Logos是同一的，同样地，各有所重的“诗”与“思”也是同一的。“思”、“诗”合一。“诗”和“思”是人响应于“道说”的两种方式，是“道(言)成肉身”的原初方式，本根为不可分离。“思即是诗，且诗不只是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诗。存在之思是诗的源始方式……。思乃原诗(Ur-dichtung)。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25)不过，话又说回来，“诗－思合一”也不否定两者各有所重，不否认两者的“区分”。海德格尔说“诗”与“思”是“同一”(dasSelbe)，而不是“等同”(dasGleiche)。“在思与诗之间有一种隐蔽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都服务于语言，为语言效力和挥霍自身。但两者之间同时又有一条鸿沟，因为它们居住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26)
3、而通常意义的实践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二分基础上的，这从人们把它理解为与理论哲学相对就可看出。实践哲学无论研究人类什么行为，都是研究存在者层面的行为，研究与“可以认识什么”相对的“应该做什么”。但海德格尔所说的行为即存在之思，却“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实践，它在这区分前发生。……这样的思没有结果。它没有功效。”(1978b,S.354)如果我们不接受与理论相对的那个实践概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思”或者行为概念称为源始的实践，就像他把自己的思想叫做“源始伦理学”一样。它不具体研究和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却使任何做有意义。世界正是在这种行为中产生的，而我们的一切行为和对行为的评判只有在此世界中才有意义。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称海德格尔哲学为源始实践哲学。它不与理论哲学相对立，而是揭示一切人类实践和理论的存在论条件。它本身当然是理论，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源始意义上的)真理在人的存在中的展开。由于这种展开，人的任何实践才有意义，才是实践。
4、作为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海德格尔是第一位提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本书以存在问题为出发点，对海德格尔所关注的一系列哲学命题(如存在、时间、真理、艺术和语言等)进行追问与探讨，力图展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全貌的同时，厘清思路构架和具体概念，突入各个问题的核心与实质。本书的意义在于有助深入理解海德格尔极富创见的哲学思想，了解存在主义哲学的发端与发展、来龙与去脉，适合初学者和对海德格尔哲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与学习。
5、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诗”论主要通过对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作的阐释而展开。诗的本质已由荷尔德林道出：诗乃“存在之创建”。“创建”(Stiften)即“命名”(Nennen)。而“命名”即“令”(Heissen)。诗的“命名”“令”存在者存在。通过“命名”，诗人创建“持存”，道说“神圣者”。这是诗的“解蔽性”。“命名”就是“解蔽”。但诗的“道说”(Sagen)和“命名”是响应“神圣者”的“召唤”即“存在”意义上的语言而来，因此，根本的“道说”乃是神圣者之“道说”，“命名”乃是语言之“命名”，是语言之“令”。诗人受神圣者的“暗示”才有所“道说”，按语言之“令”才有所“命名”。在海德格尔这里，“解蔽”(Aletheia)意义上的诗与语言的归属关系是显然的。海德格尔是在“存在之真理”即“无蔽”之发生的角度来探讨诗之本质的。
6、自笛卡儿始的近代哲学也没有分清“存在”与“存在物”的区别,实体仍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不过,存在不再是在事物的意义上所说的实体,而是在事物的本质的意义上所说的实体。本质必须是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的东西,是一种“数学化的共相”。近代哲学的特征是,通过“数学投射”(mathematicalprojection),使一事物本质化,并将本质投射为“数学共相”。共相作为具体存在物,也不是一个自我显现的过程。尽管如此,传统形而上学仍不失为对存在意义的可贵探索,虽然做了歪曲、片面的解释,但歪曲和片面性也是自我显示过程中的环节,它们从一个方面、层次和角度揭示了存在的意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解构”(de-construction),在摧毁它的同时,保留合理成份。海德格尔承认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命题与存在的一般意义的联系,他使用传统的术语重新建造存在论,但他还需要新的概念和术语。他能从哪里得到新的资源呢?
7、(14)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第15页。
8、漫漫“群演”路 ︱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9、(18)在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美学的克服”这个命题。但早在1934/1935年间，海德格尔在手稿中就已经形成了这个命题。参看海德格尔：“论美学的克服”，载《海德格尔研究》，第六卷，柏林1990年，第5-7页。
10、艺术是一种具有源始性意义的“解蔽”；技术则不是源始性的“解蔽”，而只是对由艺术等源始的揭示活动所敞开的领域的一种“扩建”、一种“再造”。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11、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的“另一个转向”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对尼采哲学的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的思索。当代思想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
12、这其实不奇怪，因为海德格尔讲的“思”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理智行为的“思维”或“思想”，而是如他所说的是“行为”，是存在的行为，是此在的存在，是对存在的理解，是使事物有意义。这种使事物有意义的行为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而是先于理论与实践区分的源始行为。我们不能说存在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存在就是使一切有意义；这不是对事物的理论规定，而是一切作为存在的事实已经是有意义了，或者说，存在通过此在而使一切有意义。此在与存在的这种关系不是两个现成事物的外在关系，而是意义的显露过程，是作为存在之思的行为。我们不是在纯粹思维中赋予事物以意义，而是我们的存在已经展开了事物的意义。因此，此种行为与其说是理论的或思辨的，不如说是实践的；但不是与理论相对的那种意义上的实践，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
13、其技术问题，即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入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14、究竟什么是“存在”？如果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且只有它才是唯一的基本问题，那么就必须对问题的发问本身做一番研究。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对答案的探求，任何探求都有从它所探求事物的引导。发问是在“其存在与如是而存在”的方面来认识存在者的探求，这种探求可以被视作对所问对象的规定分析方面的“探索”。发问不仅包含问题本身，更包含了被问及的事物，在探索性的问题，即在理论问题中，被问及的事物应当得到规定而成为概念。而在问题中还包括发问的目的，即“问之何所以问”，这也是发问的真正目标，发问行为在这里得到了意图的实现。另外，发问本身是存在者的发问行为，因此它存在某种本己特征：作为发问者的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方式。
15、如这样一个关于引力作用的问题，它总是通过某种媒介提出，如几个天体、一个星系，通过考察宇宙中的天体运动，得到引力的互相作用，这就是问题之根源处。但我们考察引力作用的目的是什么呢？更好地认知宇宙，了解地球，这是发问者的真正目的之所在，即“问之何所以问”。问这种问题的发问者，或是学生，或是学者，总之从事着与物理相关的学习或研究工作，这就是他们作为这一类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16、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个过程始终围绕“存在”问题而展开，但海德格尔言说的“存在”又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所谈论的“存在”，并且其对于“存在”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各派哲学家从事哲学思考的方法、路径和体系，这样各派哲学家们得出的哲学结论便互有差异。
17、(9)Hodge,J.,1995,HeideggerandEthics,London&NewYork:Routledge.
18、海德格尔把人生的全部态度归结为“烦”,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他们会说,如果生活只是“烦”,不是非本真的“畏”,就是本真的“面向死亡的决断”,那么人岂不是生活得太累了吗?人为什么不能活得更轻松、更愉快呢?显然,海德格尔所说的“烦”并不与任何一种具体的娱乐方式相抵触。但是,按海德格尔的标准,如果把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那实际上是逃避现实,而又不敢面对未来,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而又害怕自我设计和选择的后果,这些都没有摆脱“烦”,而正是非本真的“烦”——“畏”的种种表现。海德格尔所说的“烦”作为基本的人生态度,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前贤的很多教诲,比如,“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的都是这种深沉的、严肃的、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只是海德格尔用我们不熟悉的语言和现象学方法,道出了我们久已熟知的人生真谛。
19、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时至今日，古代哲人们的思想依然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启迪。本文对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语言哲学阐释表明，第“存在”与“此在”的诞生皆以印欧语系语言为基础。据此而言，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古希腊哲学正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地方性，才成为“世界性的哲学”。第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通常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将两者对立。“此在”概念的语言哲学阐释使两者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此在诞生于语言编码”也正意味着“主体居于语言之中”。第从语言研究来看，被限定于特定时空的此在栖身于语言之中。这样，语言的运作机制就与主体的存在方式“领会(理解)”(understanding)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研究将把我们引向更为复杂和深入的语言本质探寻。
20、海德格尔对现象的理解不同于胡塞尔。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是在意向活动中显示出来的对象——意向事物或一般本质。海德格尔承认,任何显现都是对人的显现,但却不同意说显现只在人的意识中发生,表现为意向行为。“显现”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最贴近人的过程,但最贴近人的并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人的存在;人并非总是处于有意识的状态,但却始终不能离开存在。显现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理解,人首先在对存在有所作为的过程中理解自身的存在,对存在的作为是行动;其次,才是对存在意义的思考,即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行动。现象学的中心问题不是认识论,而是存在论。
21、成在手之物”的转化。一个人的屋子漏雨,他使用锤子修屋顶,此时的锤子是他的修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与他的生存环境不可分的“应手之物”,此时他所关注的是修理屋子,而不是锤子。但如果他突然发觉锤子不好用了,比如说,觉得“锤子太重了”,他就会把锤子当作手边的一个对象加以注视和研究,找出改进或取代它的办法。此时的锤子便成为“现成在手之物”,“锤子太重了”的感觉也随之成为“锤子是重的”这样一个判断,这就是理性认识的开始。从“应手之物”到“现成在手之物”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行动到认识、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说明了行先于知、知来自行的道理。
22、(11)有关此课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看本书中的“存在历史的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一文。
23、海德格尔实施思想道路之“转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1964年作的题为“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的著名讲演的开头，海德格尔明确地说：“自1930年以来，我一再尝试更源始地去构成《存在与时间》的课题。而这就意味着，要对《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9)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出发点”是“此在”。前期海氏的思路突出了“此在的存在”。按海氏的设想，把“此在”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展开出来(即所谓“极端化”)，也就能够赢获作为“绝对超越”的“存在本身”了。由于突出了“此在”这个“存在者之存在”，作为“问之何所问”的“存在本身”倒相形失色了。
24、(7)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全集》第二十四卷，美茵法兰克福1975年，第29页。此处可参看拙文“还原•建构•解构”，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1998年，第225页以下。
25、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只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本源，即“存在”。希腊哲学因惊异于存在而生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为存在问题而殚思竭虑，然而从那以后，作为哲学的本源追问，“存在”这个问题就不再被单独提出，在经过了世代哲人们的各种阐释与偏离后，留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那里。“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事物，虽说是那么零碎那么初级，早已被弄得琐屑不足道了。”古希腊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童年，历史、神话、戏剧等文化元素都源于那个时代，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也都诞生于那个时代，这样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童年文明充满神秘，惊异于世界竟可以这样存在着，进而竟有“存在”这回事。而在希腊哲学后，随着文明进程的行进，人类文明也逐步脱离了孩童时期的神秘而渐渐成熟。人们认为追问“存在”是多余而且毫无意义的，“是”或“存在”成了最为普遍而空洞的概念，不可能对它下任何定义，并且它也无须下定义，因为当每个人在用到它的时候，一定明白其所指。于是，“那个始终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晦蔽者竟变成了昭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事物，乃至于谁要仍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在方法上有所失误。”
26、设计与哲学ID：PhilosophyDesign
27、他的这个描述纯粹是在谈他的存在论思想，而与政治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他把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但是，我们若是接受海德格尔对存在论(ontologisch)与存在者状态(ontisch)的区分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层面解释polis并不妨碍人们可以继续从政治哲学(区域存在论)的层面来解释polis。而这两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根据，后者对其对象的研究其实总是已经包含有对它的存在论理解。海德格尔甚至会说，只有从存在论意义上的polis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政治意义上的polis概念。
28、马丁·海德格尔是本世纪最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想家。十几年来，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不断上升。这本传记从海德格尔人生与其思想的相互关联角度，介绍并研究了《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所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海德格尔与道家之间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联系，特别是自1919年他的哲理独特性形成时开始的、孕育《存在与时间》阶段的学说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意在帮助读者减轻阅读海德格尔时的困难。
29、(5)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80年，第207页。
30、(两卷本，上海1996年)所作的“编者引论”
31、种“向死亡而在的态度”与庄子的“方生方死”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刻意》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12)；《大宗师》也说：“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与死既然都是“气”的聚合与离散，因此，人生态度的中心应该是顺应自然。生，要做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把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诋毁称誉、饥渴寒暑都看成“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4)对于死，也不要畏惧，因为“万物一府，死生同状。”(15)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是因为他“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16)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理由是“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却风趣地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7)庄子主张要做超脱生死，置死生于度外的“真人”。因为，古之真人方能“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18)他死后才能“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19)在庄子看来，生死并不是绝对的，生死都处于宇宙万物的大化流行之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万物是合为一体的，因此“有”、“无”、“生”、“死”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庄周梦蝶，是真实的梦赋予人的有限性的无限性；蝶梦庄周，则是虚假的梦把世界的无限性托付给了人的有限性。
32、亚里士多德在theoría意义上理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没有一点亲和性。但是，在后《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那里，自然科学与技术有根本的关联：技术是自然科学的延伸，最终彰显其特有的本质。自然科学的本质是技术，从而是实践；它不再是理论知识的一个突出例子，而必然是对应于器具的统观的一个突出例子。它是此在接触存在者的原始方式。海德格尔就这样把统观溶解在技术中，而技术又是自然科学的本质。《存在与时间》中的理论与实践、应手存在与现成存在的二分被放弃了。
33、语言的复杂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流动性正是存在显示出的既敞开又隐匿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语言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他要求人们从规范的逻辑和语法中解放出来,恢复语言的原始意义。西方哲学两极独立的思维方式已经穷尽了一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应该让位于思和诗。能够表达真正思想的语言是诗的语言。他特别欣赏荷尔德林的诗,认为这些诗表达了“天空”和“大地”之间的意义。
34、同时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艺术见解明显地构成了对近代以来的以“浪漫美学”为其标识的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美学传统的反动；而这明显也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一个自我修正。在海德格尔眼里，正如“真”(真理)不是主体的认知活动，“美”也决非主体的体验，决非“天才”的骄横跋扈的创造。因此，「把海德格尔安排在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思想家队伍里，恐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种认为海德格尔旨在以浪漫美学反抗现代技术文明的看法，终究也难免带些轻薄了」。
35、(8)例如《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逊。理氏曾为“转向”问题写信求教于海德格尔本人。海氏在回信中如是说：“您对‘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之间所作的区别只有在下面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即始终应该注意到：只有从在海德格尔Ⅰ那里思出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Ⅱ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Ⅰ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中，才成为可能的”。参看海德格尔：“致理查德逊的信”，载《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海牙1974年，第ⅩⅩⅢ页。这话殊可表明海德格尔对于自己的思想之“转向”的认识：既承认前、后期思想的连续性，又明言其间的显著变化。
36、(5)《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8年,边码56页。
37、我们认为，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所强调的语言的“植根性”，或者说语言与大地(Physis)的一体归属性。所谓“静寂之音”，所谓“道说”的“开辟道路”等，都启示着这一度。而对这一度的揭示，不但在“返本归根”这个意义上是启人深思的，而且对一般语言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也构成一个挑战：对语言(人言)的对象性研究是否能够揭示出活生生的语言——不只具有形式要素、还具有“肉身要素”的语言？
38、总之，重提存在问题，首先要求超越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克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重新揭示人的结构，以便为讨论存在问题建立一个可能的理解模式。
39、海德格尔说：“道说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20)作为“道说”的语言并非“人言”，更准确地讲，并非“人言”所能涵盖。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海德格尔所思的“道说”全然与“人言”无关，是一种完全可以不视其为语言的玄想怪诞的东西。实际上，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恰恰是从“人言”入手的，是由“人言”思入“道说”的。海德格尔认为，“道说”才是“人言”的本源，也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40、沉沦态指“此在”的存在被他一直存在着的状态所决定,沉沦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的既定状态之中。沉沦态主要由“心态”所揭示。心态是由业已形成的生活条件和状况所形成的持续的情绪,比如,在好的环境中兴高采烈,在坏的环境中垂头丧气,在顺利的条件下心平气和,在不顺利的条件下心烦意乱。心态的非本真状态是“恐惧”(dread),恐惧揭示的是逃离现实的态度,在现实的压力下孤独、沮丧、忧心忡忡,闷闷不乐,即使好的心境也不过是如释重负之感。揭示沉沦态的本真的心态是“焦虑”(anxiety),焦虑源于这样的生活态度:把生活看做不可推卸的重担,并因此而想方设法地迎接人生的挑战;即使获得暂时的成功,也仍有“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的压力。
41、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也就进入了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住于语言之家。(10)
42、 萨福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
43、《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3)这里的无与有就是“同出而异名”的东西，无与有相伴相生，相依相存。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4)就是说车轮、器皿、房屋之用，有“无”才有车子、器皿、房屋之“有”，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器皿的物性并不在于由之构成的质料，而在于包含的虚空。”陶工制造的水壶是由底和壁构成的，但其中却必须有空的空间才能作为容纳东西(水、酒)之用，道理与此相同。这种“无”没有任何具体属性，但它又不是绝对的虚无，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由潜能而生成万物，万物就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从“无”中获取自己的规定性。这是因为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所以任何事物都是从“无”中产生，又复归于“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无是一切存在的原初状态、最初的出发点，又是它们必将复归的终极状态。在这里“无”与“有”是辩证统一的，无是对具体的有的否定，而其本身却并非一无所有。所谓“大形无形，大象无象，大音无音”，道即无，它虽“无形”、“无象”、“无音”，使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但它却是“大形”、“大象”、“大音”，与具体万物的有形、有象、有声相比，它是无，是空，但正是因为它没有某种具体的象、声、形，反而能包容一切象、声、形，它能够产生万物，所以它虽非实体，但却实存。
44、(资料汇编)对相关学术资料、研究方法和心得的汇编
45、德国学者普劳斯对此曾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存在与时间》中，操劳基本上会受挫或不受挫。行为受挫以后，我们会把事物作为观察对象来观察打量，统观因而就变成理论认识。统观的认识总是与某个确定的事情有关，本身会成功或不成功。认识上的不成功就是错误，例如，我可能错把雨伞当成拐棍。所以真理也可以看作就是认识的成功。操劳的此在在行为时原则上绝不会要不成功，而是总是要成功，因此在认识时它也原则上决不会要不成功、要错误，而是总是只要成功、只要真理。所以，正如行为会有不成功，认识也会有不成功，但它虽然是在认识中出现，原则上却只是在一个操劳此在基本的成功意向中出现的东西。认识原则上有一种真理意向，错误可能基本上只是作为不想要的错误出现在原则上只想要真理的认识中。此在只有从成功认识的周围世界出发才能成功地行动，从用锤子锤到用火箭飞。(cf.Prauss,S.179－182)
46、从“此在”到“一般存在”，这是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确实在“实存主义”(通译为“存在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本世纪上半叶西方“实存主义”思潮的一个顶峰。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后起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指责说，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高度上把“人”的地位巩固起来了。这种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本来意旨是要反近代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但自身终究也未能跳出这个传统的范囿。
47、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他的具体的观点，我们在此不拟一一细表。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涵。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深刻的把捉。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存在－神－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透视。
48、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海德格尔哲学，上述看法就会动摇。海德格尔从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开始，就对传统哲学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传统哲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理论，其功能如同自然科学那样，是观察和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真理。这种作为理论的哲学与事物本身只有外在的关系，只盯着事物静止的现在，因而无法揭示事物的存在。在他1919年的课程中，他明确提出哲学是“前理论的元科学”。(1987,S.63)这种“元科学”追求的不是“绝对知识”，而是“生命”。到了上世纪20年代，“生命”概念为“存在”概念所取代，存在成为海德格尔哲学始终追寻的目标。
49、导致这种放弃的不仅是因为技术问题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是因为上述二分本身就有困难。按照《存在与时间》，对现成事物的理论知识与对应手事物的统观有根本区别。理论本质上有一种述谓的基本形式，因此此在总是能在真理中存在，也因此会有谬误。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应该适用于统观，可是统观好像没有真假的性质。根据海德格尔，统观事实上根本不是述谓，而是“前述谓的东西”(Vorprdikatives)。(2001,S.149,359)但这样他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他必须承认，他理解的作为对周围世界的存在者的原始感知的统观，本身也能理解(ibid,S.138)，因此不仅成真，而且如果是错误感知的话，它就是错的。也就是说，不是述谓的统观也像理论知识那样有真理与谬误之分。这表明海德格尔明确区分对应手事物的实践的统观与对现成事物的理论认识是不成功的。就其至少也有真或误而言，不如说实践的统观本身一定已经是理论知识了。但它反过来也使得从较原始的对存在者的知觉开始，最后到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论认识，本身必定是统观意义上的实践认识。
50、古希腊形而上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最早关注古希腊语“在”与“是”同一现象。他认为，“是”这个词的两个意思具有本质联系。既然万物皆为“是者”(beings)，那么“是者”就应当是具有某种形式的“存在者”。由此，“存在”被视为一种普遍真理与本质，也即构成世间万物的本源。巴门尼德规定了“存在”的一系列特性：它不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也不会消亡；它是完整的、唯一的、不动的、无限的；存在物不可分解。后来的哲学家们正是通过对这些规定的不断批判与修正，推动形而上学不断发展。这样看来，形而上学原本诞生于语言，巴门尼德正是历史上第一位语言哲学家，他通过“语义上行”(semanticascent)的语言哲学方法确立了形而上学与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在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助推下，海德格尔继巴门尼德之后把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再度引向语言。在系统梳理和区分“存在”“存在者”“存在物”等概念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此在”，并以概念细腻刻画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建构出一种“此在存在论”(Daseintheory)，实现了西方形而上学史上的第二次语言哲学革命。
51、海德格尔始终坚持存在在此在的境域中展示，也就是说，存在通过人使事物有意义，使事物是其所是。但这决不是说人决定事物是什么，而是说人只要在世存在事物就已经是什么了。换言之，事物之“是”是通过人的在世存在展示的，人就处于事物之存在的展示中，也就是处于存在的真理中，但此真理同时是遮蔽，这就是人的有限性。人的在世存在当然不等于意识活动，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实践，但却是行(Handeln)，而不是意识活动意义上的思。海德格尔后来把这种行叫做“思”，不是在人的主观思维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是在他自己特有的意义上使用。严格说，这种“思”是存在之思：不是人对存在的思，而是存在自己的思，即存在的展示或存在的言说，它与存在互属共生。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最好地揭示了这种共属，巴门尼德的“思有同一”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可看到思与存在共属的若干痕迹。但到了近代，思就完全成了主体的活动了，思变成了计算思维和技术。对于存在之思，或作为存在的思，现代人反而不能理解了。
52、这种源始意义的实践不是工具性或实用性的，而是本源性的，是一种根本的展示意义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正是在这种可能性的意义上来界定自由。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能在，即它对于其最原始的可能性——展示存在——是自由的。自由就是此在最本己的能在。(2001,S.191)它与人的意志或意志的因果性没有关系。30年代后，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自由是让存在者存在，即使存在者有意义。此在的自由之可能性不在于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于它的出位性，即让事物的意义在它那里展开，让事物存在。归根结底，自由是存在意义展开的自由，它本身是无条件的。“自由不再是人的属性”，而是“人成为自由的可能性”。(1982,S.134)而实践则是“对应于自由之现实的事实性”。(ibid,S.271)实践是有限存在者意义的展开。当然，是在此在的境域中展开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前提，也是传统实践哲学的前提。
53、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存在与时间性之间关系的论述,可用下图表示:
54、(4)《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8年,边码42页。
55、(20)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弗林根1986年，第266页。
56、论演员的“自我修养”，从《演员的诞生》说起……
57、在我看来，这正是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的深刻和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