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道德底原则必然是一项定言令式.出处：《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
2、在他看来，基督教欧洲若要一劳永逸地实现“普遍和平”(lapaixuniverselle)，各基督教王国就得改革君主制政体，在欧洲现有均势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政府”。圣皮埃尔神父的方案史称最早的“欧洲协调”构想，而他本人却因提出这一构想被法兰西学院开除了院籍。(20)卢梭认真阅读圣皮埃尔神父的方案后得到的印象是：尽管这位神父“存心仁厚”，他不过是“天真地对各国政府提一些小小的改革方案”而已：
3、男人是容易被考察的，女人却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出处：《人类学》
4、康德很清楚，这种鉴赏力的“共通感”其实就是所谓“平常的人类知性”，只不过从前它有“侮辱性的名声”(《全集》卷页305)。为了替“平常的人类知性”正名，康德谈到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或“启蒙”的必要性：必须摆脱“把其才能不堪大用(尤其是重用)的人称为有局限的(狭隘的，开阔的对立面)”的旧有“习惯”，因为，就“合目的地运用认识能力的思维方式”而言，无论一个人的“自然天赋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多么小”，他都“具有开阔的思维方式”(《全集》卷页307)。
5、所谓的宗教，是指我们的一切义务都要当做上帝的命令而言。(启蒙运动名言)。
6、形而上学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它完全超越了经验的教导，确切地说凭借的仅仅是概念(不像数学凭借的是将概念运用于直观)，因而在这里理性自己是它自己的学生;尽管形而上学比其余一切科学都更为古老，而且即使其余的科学统统在一场毁灭一切的野蛮之深渊中被完全吞噬，它也会留存下来，但迄今为止命运还不曾如此惠顾它，使它能够选取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7、《世界公民观点》发表之后不到两年，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发表之前一年，康德又发表了《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1786)。这篇文章不长，同样通俗易懂，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作品中比较特别。康德懂得，文章必须写得好看才能达到启蒙之效，此文堪称这类启蒙文章的典范，与同年发表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构成佳配，且相互发明，值得细读。
8、法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出现深刻危机恰成对照，此时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不仅日益强大，而且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不满，
9、这样一来，世俗权力似乎是从下、而非从上得到认定的，自然便有人看出了其危险性。由此菲尔默(Filmer)(26)在《父权制》(Patriarcha)一书中说：“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为了把国王推倒在教皇之下，认为最安全的途径便是把人民置于国王之上；后来的作家们过于轻信这些词意含混的经院学者了”。与耶稣会士冒犯君权的做法针锋相对，关于“君权神授”(thedivinerightofkings)以及“被动服从”(passiveobedience)的学说在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埃拉斯都(Erastus)(27)曾极力主张精神权力应严格服从于世俗权力，而这个观点亦曾得到了路德本人的大力支持。路德的态度进而又与中世纪理论家奥卡姆(Occam)(28)有些关联，奥卡姆这类理论家即是试图抬高皇帝并贬抑教皇的。对于那些君主们，路德教会倾向于赋予他们处理宗教事务的权限(即“谁的王国，就得信奉谁的宗教”cujusregio,ejusreligio)，但君主们并不具备皇帝具有的那种普遍权限，而是仅通过世袭权力在某一有限的领土上实施统治。加尔文的神权国家则与抬高教皇、贬抑皇帝的中世纪理论有关，但同样缺乏那种普遍性的因素。实际上，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会国家具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将上帝的事务与凯撒的事务混同起来，并没有给个人留下一座“上帝之城”(civitasdei)，从而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世俗权力而无所遁形。因此有人认为，新教无论是何形式，都不过是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出现的附带事件而已，这种观点自有其理据。
10、在孟德斯鸠看来，法律与政府受到并且主要是受到自然原因的影响，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在自然原因的推动下，人的因素起不到多大的干涉作用。但实际上孟德斯鸠的学说还有另外一面，即虽然人不能从内部沿着人文主义或宗教的路线修正自身，他却可以从外部得到修正，不仅通过气候，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多少带有“进步”特征(progressivecharacter)的机构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孟德斯鸠表现出了启蒙时期的人们普遍拥有的信心，即理性最终一定会战胜偏见。有些人希望通过巧妙地操纵政治机器便可革新社会，有些人则对一纸宪法(paperconstitutions)的功效几乎有着无限的信心，这种人特别是在18世纪末人数众多，在这些人身上便可见出孟德斯鸠的影响。
11、启蒙思想家们也积极倡导平等，认为没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两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平等意味着独立和不受奴役,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在社会状态下，人们在法律规定上都是平等的，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来源于私有财产和国家权力。
12、 经常有离开教学一线、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前同事遇到我就夸几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多高尚”，我一般是点头不语，心里几万只草泥马奔腾。
13、这些命令要么单只考虑到结果及其充分性，来规定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作为起作用的原因的原因性的哪儿些条件，要么只规定意志，不管它是否足以达到效果。前者将会是假言命令，并只包含熟巧的规范;反之，后者则将是定言的，并且将是唯一的实践法则。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原理，但并不是命令，但命令本身如果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把意志绝对地作为意志来规定，而只是考虑到某种被欲求的结果来规定，即如果只是些假言命令，那么它们虽然是实践的规范，却绝不是实践的法则。出处：《实践理性批判》
14、康德的普遍理性的理想并非前无古人。古罗马的形而上学家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就相信，所有常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哲学把握自己的灵魂，从而理性地活、理性地死。施特劳斯曾像苏格拉底那样凭靠政治常识对卢克莱修的观点提出质疑：
15、一个人抛弃了自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
16、我曾经提到菲尔默的《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力》(Patriarcha,ortheNaturalPowerofKings,1680)一书。这是一部为神权辩护的著作，尽管这种辩护远非完善，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的类型，应当作为一个例证引起我们的注意。该书极力为父权制政府观加以辩护，在此之前，这在西方还从未得到过充分的阐述。我们不妨先把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人的意见放在一边；事实上只要我们从人类的实际经验出发就会得出如下结论：父权制的观念具有诸多力量强大的元素。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人类诸多种族共有的普遍观念。古朗日对希腊-罗马城邦的研究表明，城邦乃是从家族宗教(thereligionofthefamily)发展演变而来。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中国与日本等国家当中依旧留存的那些政治与社会制度。但不幸的是，菲尔默未能对父权制观念作一充分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分析，并由此揭示这一观念在人性实然事实当中的深刻根源。菲尔默的论证太过自然主义，同时又太过神学了。从他那本书的副标题来看，他宣称父权是“自然的”，然而他又试图通过一种怪异的推理，证明君主的实然权力竟然建立在他们是亚当直系传人的基础上。
17、青年是学习智慧的时期，中年是付诸实践的时期。
18、启蒙文学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内容，较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创立天赋人权。
19、这话也适用于康德？迷恋康德哲学的今人恐怕未必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跟随康德“抽去一切经验条件”——这意味着抽去政治生活的常识，像康德那样要求政治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适应抽象的公民自由法权。毕竟，康德已经凭靠其“判断力批判”让每个人都具有了“审美判断力”。
20、这些形而上学假设当中的第一条便是绝对的、不加限制的主权(absoluteandunlimitedsovereignty)这个概念。一旦设立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我们就知道自己跑进了形而上学里面。因为对于生活的精准观察不会给我们任何绝对的东西。关乎人的事物里面，唯一可能接近绝对的便是人的无知，但即便无知也不完全是绝对的。霍布斯对于绝对的、不加限制的主权的假设，令我们回想起中世纪的主权概念。这二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霍布斯的主权概念以权力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主权是帝国主义式的，且不存在一种超自然的约束，从而不同于中世纪的主权概念。中世纪的主权者(sovereign)，无论是教皇还是皇帝，如果他们不对人民负责，他们却是对上帝负责的，而归根结底上帝才是唯一绝对的、不加限制的统治者。此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霍布斯式的国家中，个人面对统治者在宗教方面(或云与世俗秩序分开的良知领域，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的专制统治，完全没有藏身之所。霍布斯将精神性放置在了世俗性之下，并且其处理教会与国家之间争执的方式与马基雅维利如出一辙，他们不但是非中世纪的(unmedieval)，而且是非基督教的(un-Christian)。
21、倘若如此，实现永久和平的真正前提与其说是普世的自由政体观念，还不如说是普世的世界公民观念。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为何会用两小节篇幅(第83-84节)谈论他的世界公民政体构想。毕竟，要实现这一构想首先得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普世的世界公民何以可能？这与人人成为“能思维”且“有思想”的哲学家如何可能是同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才是一项哲学规划。
22、视其为真，或者判断的主观有效性，在于确信(它同时又是客观有效的)的关系中有如下三个层次：意见、信念和知识。意见是一种被意识到既在主观上、又在客观上都不充分的视其为真。如果视其为真只是在主观上充分，同时却被看做在客观上是不充分的，那么它就叫做信念。最后，主观和客观上都是充分的那种视其为真就叫做知识。读书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你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偶尔想到了一起。早在读纯批之前很久我就想到了知识和意见的...出处：《纯粹理性批判》
23、约翰·洛克出生于1632年8月29日，是英国哲学家和医生，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启蒙思想家和英国最早的经验主义者之一。
24、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25、伏尔泰的影响不只限于法国，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启迪了民众的心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和灵魂，被启蒙思想家们公认为导师。他漫长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启蒙时代，推动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并使其影响扩展到整个欧洲。
26、(9)博尔吉亚(Cesare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枢机主教，以其野心与政治手腕著称。——译者
27、我们越是忙越能强烈地感到我们是活着，越能意识到我们生命的存在。
28、康德心里清楚，讲述人类历史需要史学提供的“报道”材料——通常所谓的史料，而他要谈论的“自由”禀赋如何“开端”以及最终如何确立的历史，显然缺乏实证材料。因此，他明确宣称，自己只能靠“揣测”或者说靠哲学思辨来建构，即依据“一条通过理性而联接在经验之上的导线”来建构人类历史(《全集》卷页112)。细看康德如何建构出自理性思辨的人类历史，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在观看一场思辨游戏，不如说是在接受一次思想测试。
29、有人可能一百岁时走向坟墓,但是他可能生下来就已经死亡。
30、伟大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就不谦虚。他们过人之处愈多，他们愈认识他们的不足。
31、(6)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曾英译《四书》等中国典籍，编成五大卷《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英国出版。——译者
32、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这里还嘲笑了某种哲学愿望：它试图证明“灵魂的简单本性”或“最初的世界开端的必然性”(《全集》卷页8)。指出这一点实有必要，因为没过几年，康德就着手“揣测”“最初的世界开端的必然性”，至于证明“灵魂的简单本性”，则要等到《判断力批判》问世。无论如何，《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发表于康德的一系列历史哲学文章——尤其是《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之后。我们有理由说，做“世界公民”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
33、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34、狄德罗的作品《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原理》以及《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等。
35、运动的作用可以代替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替代运动。——法国医学家，蒂素
36、(1)古朗日(NumaDenisFusteldeCoulanges，1830—1889)：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古代城市》等。——译者
37、《实践理性批判》的书名虽然没有用“纯粹的”这一界定，但在书中却用了。因为，“理性在实践事务中所涉及的是主体，亦即欲求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是“纯粹的”亦即“先天的”(《全集》卷页20)。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康德写道：
38、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这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
39、JadeTownsend&WilliamPowhida-BellumOmniumContraOmnes
40、这段文字，不仅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通常，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诫律。以此观之，阿克顿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不仅令人费解，并且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却一反老师的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
41、(Politiquetiréedel’EcritureSainte，1709)
42、社会契约说(著作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
43、有人可能会追问，霍布斯的主权者是从哪里获得这种不受限制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力的呢？要知道，这种权力不但对于世俗秩序中的自由具有颠覆性，而且对于“救世主用以解放我们的那个自由”也同样具有颠覆性。答案是，那个主权者之所以把持着不加限制与不负责任的权力，不是通过上帝的神恩，而是与人民达成契约的结果，由此便出现了第二条形而上学假设，即关于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好几代人的政治思想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几乎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这进而又以某种形式涉及到了关于自然状态(astateofnature)的假设，即自然状态下的人彼此隔绝而不具有社会性，为了逃避这一状况，人们通过习俗或契约进入了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astateofsociety)。马基雅维利为国家和个人分别建立了两套道德准则，水准远在亚里士多德之下；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霍布斯由于接过了“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状态下的人”这一虚构的对立，也显示出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倒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中才是自然的。如我们所见，霍布斯试图混同上帝之物与凯撒之物，实际上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思想取得的主要进展作了一折衷。那种做法实际上只会导致狂暴的物质主义(violentmaterialism)，而霍布斯的工作就总体而言，不过是试图从形而上的角度证明那种做法的正当性。
44、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
45、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我们不仅受到了基督教经验的启迪，还获取了大量的直到近来西方才知晓的经验，即那些来自远东的，特别是来自印度与中国的经验。同样，我们在此找到了各种反映不同人生观念的政治体制，这些人生观念无非分为三种，其主流或是自然主义的、或是人文主义的、或是宗教的。大概再没有比印度更具宗教性的国家了。印度始终都是讲求(善的、恶的，或无所谓善恶的)宗教的故乡，因此，当我们看到《摩奴法典》(LawsofManu)中提出了神权政治的人生观念，立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部书都要坚决，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的原则或许从来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得以实现，但这些原则一直以来都有力地支援了婆罗门种姓(BrahminCaste)对其他阶层施加的(在我们看来乃是真正的)精神暴政。通过诉诸人们的宗教希冀与恐惧来控制他们，与此同时无需任何外在强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婆罗门种性在这一点上或许比中世纪欧洲的教会还要成功。《蒙太古法案》(MontaguAct，1919)(4)本来是为了让印度人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而制定的，实际上却被婆罗门神权政制玩弄于股掌之上。
46、他赞成君主立宪制,主张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应分属议会和君主。
47、《判断力批判》有一个长篇“导言”，康德在其中谈到了三大批判书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为读者提供的理解《判断力批判》最为重要的指引。让我们多少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康德在这里大谈他如何理解哲学！换言之，“判断力批判”首先是个哲学问题，而非属于如今所谓“二级学科”的美学问题。然而，为什么“判断力”会成为一个哲学问题？难道深入讨论过“知性”和“理性”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没有穷尽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48、既然世界公民政体构想不过是哲人康德设计的“历史计划”，而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某个计划的历史”，这个“历史”自然就有自己的“结局”。谁若用这套观念来编写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普遍启蒙的世界史。如十九世纪末的辉格式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 “自由的历史确实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世界的历史，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哲学”。(14)
49、在我看来，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如果说这颗头脑“全为现代化的劳动分工所害”，却实在不太令人信服。
50、康德告诉人们，这一切“恶”又驱使人“去期待一个乐园”，“在那里他能够在平静的无所事事和持久和平中虚度或者浪费自己的存在”。康德强调，无论如何，“这理性不允许他返回粗野和淳朴状态”(《全集》卷页117)。康德并没有解释，既然“刁难自然之声”的理性能力是人的“原初禀赋”，所谓“粗野和淳朴状态”又是怎么来的，它与人的“原初禀赋”是什么关系，但我们听得出来这话针对卢梭。
51、世上最奇妙的是我头上灿烂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
52、只有当两个人将自己完全交给对方，而不是仅仅将自己性能力的使用交给对方时，性行为才不是对象化的。只有当伴侣双方互相分享他们“无论好坏以及各方面的人、身体和灵魂”时，他们的性行为才能导致“一种人与人的联合”。
53、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
54、正如臧克家所言，“读了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阅读教育名著能让我们与教育家们“面对面对话”，看到他们丰富的教学思想，体会他们多元的教育理念。本期好书荐读，行小知为你推荐的是洛克的《教育漫话》，让我们一起在“体德智”细小处见教育大智慧。
55、汤因比先生曾非常惋惜的说，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
56、阿克顿生活的年代，适逢英国和欧洲的沧桑巨变
57、启蒙运动倡导人的理智，反对权威和盲从，要求人性的解放和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特权与专制，这是人文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58、如果说爱情使人忧心不安的话，则尊重是令人信任的;一个诚实的人是不会单单而不敬的，因为，我们之所以爱一个人，是由于我们认为那个人具有我们所尊重的品质。
59、康德在结束他对人类历史的“开端”和“终局”的揣测时，评议了几种不正确的历史观。在他看来，一旦人们学会了用批判哲学提供的正确历史观看待人类历史，就意味着“能思维的人”的“成龄”，从而也就不应该再有对人世生活的“幼稚判断力”。
60、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的“春秋笔法”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了。
61、(17)“自然神论”系由英国人在18世纪之交创立的一种信仰，提倡以理性为宗教的基础，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后即不再进行干涉，而是任由世界按照自然规律运转。这一信仰后在法国、美国都有所传播。——译者
62、这段话出现在“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同样的表述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部分又重复了一次(《全集》卷页451)。由此看来，康德的“永久和平”构想来自他对人类历史未来的“揣测”，并经“判断力批判”获得彻底的哲学奠基，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从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两个方面论证为实现世界公民政体而进行战争的历史正当性、必然性及其崇高性质。激进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很容易由此推论，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已经超越其他人类两千年，现在可以构成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物种”，并要求世界上所有民族接受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由的革命文化的傲慢和自由帝国主义政策。(19)
63、刘小枫，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学、政治思想史、比较古典学。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已出品600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64、社交场中的闲逸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
65、但是不难想见，以一个天主教徒的普世情怀，阿克顿虽洞察到这股潮流的强大，却不可能对其表示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固然有其提醒压迫的存在、提出改革方向的正面作用，却不能将它视为重建世俗社会的政治基础，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可以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各式各样的d派”。它把集体意志看得高于一切，把人们的各种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要求其牺牲自己的习惯和义务。它也许会以民族自治、人民的自由和保护宗教为旗号，其实它却“只为自己说话”，“如果它无法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不惜让民族牺牲所有其他事业”。读到这里，我们也许更易于理解，为何在二十世纪狭隘民族主义常常与好战黩武的军国主义形影不离。
66、例如，如果一个民族宗教性极强，其政府形式便可能多少会带有明显的神权政治的因素(theocraticelement)。古朗日(Coulanges)(1)曾指出古代城邦政府最初与传统宗教形式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以及此后当传统宗教建立的始自家庭而至于城邦的等级遭到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倾向的侵蚀之后，政府又发生了何等的变化。当宗教控制逐步让位于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自然主义，其后果便是政治秩序中赤裸裸的力量的胜利以及古代文明的衰败。当基督教后来居上，影响超过了这一衰落的异教信仰，一种新的宗教精神逐渐成形，随之又产生了一种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政府概念，并在此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那个时期的欧洲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宗教共享(religiouscommunion)。教会成功创造了诸多象征，这些象征物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想象，使人们在精神上都有着同样的希望与恐惧，从而将处于社会底层直至顶端的人们都凝聚了起来。当人们走进大教堂，看到墙壁一边描绘着下地狱的人所受的种种折磨，另一边则描绘出天堂的福祉，他们都会像维永(Villon)(2)描写的他那年迈的母亲一样，很自然地对前一种形象产生恐惧，并对后一种形象满心欢喜。教会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行使着想象上的控制(imaginativecontrol)，因此并不需要外力协助，纯粹的精神惩罚——特别是革出教会(excommunication)这种惩罚——便已足够了。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堡的忏悔(HenryIVatCanossa)通常被视为这一神权政治理念大获全胜的典型。
67、第三种“幼稚判断力”或不正确的历史观体现为对“黄金时代”的渴望或想象，它满足于
68、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多么远大高尚，无论是实现某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多数人的幸福，还是一个抽象观念，此时的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69、▲ 《柏拉图的〈会饮〉》，AnselmFeuerbach绘，1869年
70、解释：指在台上表演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为了台上这一分钟的表演时间，需要付出十年的艰辛努力。在外好的形象是靠自己多年来的历练才造就的。
71、但是这种体制中不言自明的另一面是，这一切都要以一个开放的“信仰共同体”为前提：教会不能禁止对“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上作出让步”；信众也不能“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因为“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