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在谭嗣同十岁的时候开始为他请各类儒学名宿为他讲授经史典籍。但是，谭嗣同除了经史典籍之外还读什么书，他却不闻不问。谭嗣同到处搜罗介绍西方政治和科学的书籍，高干子弟嘛，得到这些书的渠道自然多。就跟我们的新华书店即使在文革中照样有内部发行组一样，只要你是高干子弟，文学摘译和社会科学摘译都可以轻易得到，都是西方最流行的作品，更不用说德热拉斯德《新阶级》和《赫鲁晓夫回忆录》了。这些书读多了，自然会胡思乱想，在兰州读书的时候，他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写了一首题名为“夜成”的七律——(谭嗣同简介及作品)。
2、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3、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4、表达了自己的满腔忧愤。并且以实际行动图良改革救国。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5、再三再四的劝他，谭君说:“世界各国的变革，没有不经流血牺牲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牺牲的话，请从我谭嗣同做起。”他终于没有出走，因此最后遭了祸难。
6、还是有不少后人记着这个谭嗣同的。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田家英因为仰慕他，便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当然，跟谭嗣同一样，田家英的命运也不值得羡慕。
7、当时荣禄是京师的总督，袁世凯以监司身份在天津练兵。光绪皇帝下诏提升袁世凯为侍郎，并要他到京师朝见。
8、谭嗣同为什么会跨出这样致命的一步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倒数第二步。
9、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10、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11、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许多人请他逃亡日本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2、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他愤而赋诗曰：
13、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公元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其父亲谭继洵曾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小胸怀大志，为人潇洒，文章新奇开放。父亲向来为人谨慎经常教育他，因此父子俩关系比较紧张。谭嗣同从10岁起即从师于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后在著名侠客大刀王五门下学艺。他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很欣赏颜元、龚自珍、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自公元1884年起，他开始漫游了西北、东南各省，行程达八万余里。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也使他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从而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为振兴祖国而献身的念头。
14、《谭嗣同年谱长编》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查阅了以往研究中未曾运用的史料，补充了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领域的空白。除常见一手史料外，亦有如夏曾佑、唐煊、缪荃孙等人的日记，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龙永宁、石陶钧等人的回忆录，《盛宜怀未刊信稿》《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八指头陀诗文集》《刘善涵集》《夏曾佑集》《申报》《知新报》《点石斋画报》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稀见海外史料，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陆军省大日记等。有的材料虽未见稀缺，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一些史料单独审视无甚关联，加以整合则顿出新得。
15、故国寂寥，士也罔极，忍死须臾，公孙程婴，再演赵氏孤儿？
16、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17、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18、康广仁(1867年－1898年9月28日)，本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清末维新派。
19、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
20、先生以仁为出发点，不但攻击“君为臣纲”，还驳斥“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庄子的“道通为一”是先生借以发挥“仁”之思想的基本观念。世界万物的等别差异均不具备意义，由是而有万物平等之观念。基于此观点，先生引用庄子“相忘为上，孝为次焉”而去推翻三纲思想所强调的孝之观念。龙绂瑞曾于《武溪杂谈录》中记载先生关于父子关系之见解：“守节为宋人谬说。父子天性，色养是应尽之责，无所谓孝。”
21、按道理说，谭嗣同百分百属于既得利益阶层，他毫无疑问应该与那个体制结成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22、先生辞世九十日后，故友梁启超将《仁学》率先连载于他主办的《清议报》上，使得这卷虽只有五万字的著作，成为在黑暗中指引后来革命者的一轮明月。梁启超高度评价先生：“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盖我支那数十年以来，正如严冬寒冱，水泽腹坚，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谓一声春雷，破蛰启户，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后起，以扶国家之危于累卵者”。与此同时，唐才常主办的《亚东时报》亦刊载《仁学》。
23、他死了以后，他那位做大官的老爸也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送原籍监管，后来在忧愁和恐惧中死了。他也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24、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25、接下来的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26、四季之美·清少纳言(翻译:卞立强、周作人)
27、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那么程婴和杵臼，月照和西乡，就让我和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就相互拥抱告别。初初初九三天，谭君又同侠士王五共谋救皇上，这事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君到日本避难，谭君没有接受。
28、它的神奇在于，自从签订以后，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史当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和它息息相关。
29、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30、《仁学》全书总体逻辑构成为“以太—通—平等”，最终全部指向“仁”。
31、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32、I S B N：978-7-5538-1022-5
33、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效法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谭嗣同审时度势，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救国谋略，即：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实行选举、设议会等治国的办法，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当他得知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宣传改良思想，就特意赶到北京，打算与他共同探讨救国良策。结果因康有为南下未能见之，但却见到了梁启超。他们会面后，谈得很投机，彼此思想相通，更加坚定了他的变法信念。从此，他开始了大力提倡变法，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改良派人物之一。
34、谭嗣同(1810-1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35、谭嗣同是19世纪末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具有献身精神的改革家，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志士。影响了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人。120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谭嗣同主张变法，提出废科举、建学堂、开矿藏、办工厂、办新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虽然这场运动最终以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等六君子杀害。当时谭嗣同年仅三十三岁，历时103天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它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36、它的神奇在于，自从签订以后，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史当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和它息息相关。
37、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38、“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
39、hanzhongyuwenren@1com
40、1884年，谭嗣同20岁，别家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4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42、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43、全书三十余万言，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这一历史伟人的必备之书。
44、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已经写出了谭嗣同的不安分。
45、 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一代名器终不辱主。“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8cm，肩宽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