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本书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
2、 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3、9月28日：“我和娟约了知行同去斜桥，赴志摩观潮之约。”
4、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5、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夫妻团聚，胡适却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胡适，声望达到巅峰，一方面要处理学潮，一方面还要制定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同时还要处理政府的各种电文，如何还能陪伴老妻江冬秀？
6、这是中国现代诗歌在创立时所经历的一段。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我们今天这一批号称民间写作的诗人的遭遇。这个遭遇，充满了历史的相似性。因为，我们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又对后来的诗人构成了压力，可能具体情形不一样，但却同样成为了压力。这种压力让人产生不自由感。所以伊沙有《车过黄河》，想“在黄河上撒一泡尿”。为什么他会想这样做？就是因为“黄河”这个文化意象对中国人的心理构成了巨大重负乃至阴影。我们一想到黄河，就想到伟大崇高、中华民族的历史等等。这对我们的灵感是某种阻碍。伊沙的《车过黄河》，有人批评他亵渎了民族情感，但是他的感受其实也有着真实性，他写出了人的实际生存和文化压力在我们身上构成的矛盾。我们往往不是从生存中自然地感受文化的意义，总是被动地接受，这就在内心产生了抵触和反感。这种抵触和反感的释放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极点。这种心态不仅仅体现在新诗，还体现在别的领域。比如王朔的“痞子文学”，也包括像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作品，都是对文化压力的反拨。当然，这一类诗，在诗歌史上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该怎样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今天首先要强调的是一种理解的态度。对于任何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有“理解之同情”，我们要理解它。这也是做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态度。只有对某个现象理解了，知道它的合理性和它的来龙去脉，才谈得上评价它。有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先理解某个现象，一开始就抓住一个标准来作评价和下结论。这样的评价和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轻易否定像胡适他们所写的那些很俗很白的诗，或者将伊沙等人的作品一笔勾销，这都是不太“学术”的态度。
7、作为丈夫的胡适，多被人称颂。原因无他，世人多认为，胡适不背承诺，以风度翩翩之留美博士，迎娶小脚太太江冬秀，乃是做出了绝大牺牲，以至于“胡博士的小脚太太”成为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同意。192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8、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因为我不懂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9、 陈光甫知道美国人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又害怕中国无力偿贷，“国际间无慈善事业可言”，于是提出以中国桐油为抵押借款。而这也正是美方欠缺的重要物资。艰难努力之下，第一笔桐油借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终于到手。如果单从金额看，确实有限，但借款的达成，被国际舆论视作美国不偏不倚政策的拐点，开始在东亚遏制日本，并逐渐走向中美联盟。在当时广州、武汉等城市接连失陷的情况下，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
10、 这次借款同样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1939年9月8日日记)。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1939年12月6日，是陈光甫五十九岁生日。他在美国财政部与摩根韬会谈，间隙时告诉摩氏，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假若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帮助，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韬听后，久久无语，然后说：“你好好回去过一个生日，我会亲自处理贷款事宜。”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11、1973年，曹诚英孤寂而去。而早在1962年，胡适就已经在台湾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12、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他的《尝试集》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诗集。对于新诗创作，胡适曾有过明确的主张即“诗体的大解放”和“自然的音节”。这基本上是针对旧体诗歌而言的。
13、为了还债，林语堂只好卖掉公寓，努力写稿，廖翠凤也把自己的珠宝都当了。
14、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15、冥冥中似有神灵在牵引，就在这个时候，胡适来到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