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2、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首的苏格拉底饮下毒鸩，就此睡去了。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执着于真理而被处死的哲学家。
3、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附近的阿洛佩凯村。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是一个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苏格拉底生来相貌丑陋，加之家境贫寒，父亲认定他不会有多大出息，就为他选定了一条跟自己学习雕刻，做一名石匠的生活道路。
4、? 事实上，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
5、通过与他人的比照，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必死无疑，但每个人的死都只能自己去完成，不能由别人来代替。死本质上只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死。死是世上最私有的东西，谁也帮不了谁，是和别人毫无关联的，因而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在死亡中，我们的实存被切断，这最能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返归本原，达到本己，成为真人。所以雅斯贝斯说，体验死亡这一边缘处境和去生存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睁着眼睛迈进边缘处境，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的可能性依借死亡而最为鲜明地绽露出来”、“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38)因此，死亡是此在本身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身个别化，从而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只有在死亡这个时候，人才能真正把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完全分离开来，从非本真生存走向本真生存。海德格尔断言，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带到明处。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为死而在”、“先行到死亡中去”的著名论断。西方学者L.兰兹伯格在《死亡的经验》一书中指出：“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39)
6、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被囚于狱中的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饮鸩自杀，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苏格拉底镇静自若，左手高举，表明信仰不变!周围哀恸的人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新古典主义的手法，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7、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
8、法治要求慎用死刑。在大卫的著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中，主人公裸露的瘦弱身子衬托出坚强的意志，一边高举左手对弟子们谆谆教诲，一边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酒杯，老师的淡定无畏和学生的聚精会神巧妙地融合在一个本是恐怖的死亡场面，震撼人心。
9、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
10、在伯罗奔尼撤战争(431–404 BC)中雅典败于斯巴达，接着斯巴达亲近派组成的新政府统治雅典的约一年间，杀害与驱逐了大量的异见人士，试图废除雅典民主建立寡头政治。这个政权被推翻后，雅典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修理因战争与“劣等文化统治”留下的创伤。而曾亲斯巴达派的苏格拉底本来就不遭人们待见。
11、第三个选择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后作出某种妥协，但他拒绝这样做，于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结果使得一些本来认为他无罪的人转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就是逃跑，当时克里同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来也是心不在焉的——一个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让他逃跑好了。
12、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
13、 早期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起源一样，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往往总是诉诸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经历了从神话到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样的历史过程，几乎每一个城邦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有序崇拜的“神谱”。苏格拉底对那种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崇拜(如认为太阳是神)，当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自然神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取消了人类理性力量的根基。而对于超越简单的表象世界、以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作为世界基础的宗教，苏格拉底也是与其分道扬镳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正是要确立人类理性认知的力量。所以，哲学能够达到并揭示的真理尽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一致，是隐秘的，并且暗藏于不可见的世界中，“但是哲学将神秘的事物公开化。它不是将神秘之物当做不可言说的幻象，而是把它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通过自由探讨、争辩或教学，神秘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旨在为所有人分享的知识。因此，哲学所强调的真正实在并非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的继承者”〔1〕。苏格拉底正是努力寻找这一真正实在的冒险家，如果说他不相信神，那是对的，因为他的确不相信那些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换句话说，他不崇拜偶像。
14、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
15、公正的判官们！一件奇怪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在平常，只要我将做错事，即使是最微小的琐事，我的守护神就会发出他先知的声音来阻止我；但是此时，任何人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之事，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极端罪恶的事，但在我早上离家出门时，在我来此赴审判时，在我要对你们做演讲时，我都没有听到神的警告，而在其他场合，他都常常在我说话说到一半时就阻止我再说下去，现在，不管我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他都不反对我。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16、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则与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关，说苏格拉底主动求死也不为过。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凭苏格拉底的辩护能力完全有能力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时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壳的雅典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如果自己利用言论自由、获得多数人支持而获胜的话，这将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雅典现行民主制的胜利，这是一个阴谋，如若这一阴谋得逞的话将是对自己、对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灾难和悲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目中无人、口出狂言，毫无畏惧地声称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这一藐视法庭的傲慢态度将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这比将苏格拉底处死还要过瘾。然而视正义等德性胜过生命的苏格拉底怎么可能让民主派得偿所愿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并且他再次激怒陪审团，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审团宣布他有功于雅典，是公民英雄，后又提出缴纳为数只有1迈那的象征性罚款，令陪审团和在场公众哗然，苏格拉底决意赶走部分陪审团成员的犹豫不决和内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将陪审团手中的鸩酒抢过来送至唇边。(《克里托篇》)。
17、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
18、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安全阀”和“警戒线”也是不一样的。
19、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
20、一般说来，“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20)苏格拉底关于死的哲学理解，是和他对身体与灵魂的区分息息相关的。在他看来，灵魂显然与神圣的事物相似，是不朽的，身体与可朽的事物相似。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指出：“当死亡降临一个人的时候，死去的是他的可朽部分，而他的不朽部分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不受伤害地逃避了，他的不朽部分是不可灭的。”(21)因此哲学家并不需要特别留意身体方面的情况，而是应尽可能把注意力从他的身体引开，指向他的灵魂。有了这样的认识，哲学就没有必要去为身体的死亡而苦恼。事实上，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如果灵魂按正确的方式追求哲学，并且真正地训练自己如何从容面对死亡，就等于是在“实践死亡”。而死亡就意味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了。所以苏格拉底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告诫雅典人，首先要关注的不应是他们的身体而应是他们灵魂的最高幸福。(22)
21、总之，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
22、71幅房龙亲笔插图重新上色，全彩印刷震撼呈现
23、〔3〕(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24、他的处死——从诉讼、审判到执行——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学过逻辑的同学都知道有个著名的三段论：
25、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26、不仅如此，真正实在的自由探讨与理性争辩势必将真理开放出来，使其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神”真正存在，那也不属于神秘之物或不可讨论的对象，城邦硬性规定对某种“神”(譬如太阳神阿波罗)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神，也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明显指出自己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神。但这种超自然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柏拉图没有在《申辩篇》中为自己的老师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但从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来看，肯定不是雅典这个城邦所指定的阿波罗神之类的东西，而是他内心深处所坚持的至高无上的理性，或是凭借理性而达到的善的顶点。
27、因此，几百年之后，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道，雅典人后来感到后悔了，为苏格拉底修建了纪念碑，并惩罚了起诉他的人。这恐怕是无法证实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者一厢情愿的传言。
28、最后我去访问工匠。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确实一无所知，相信会发现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这一点，我可没有看错。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们比我智慧。可是，公民们，我发现那些能工巧匠也有同诗人们一样的毛病，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很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所以，我就代表神谕问自己：你情愿象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无知呢，还是愿意既有他们的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我向自己和神谕回答道：还是象我原来那样好。
29、不会，因为勇敢是捍卫城邦的；会因为节制而被处死吗？也不会；更不会因为幽默、大度而被处死，那么只可能是由于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现而被处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腊人认为是最高的德性，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质不一样，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
30、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参加战争，他一般来说是个比较消极的公民，因为他更关心哲学而不是政治，更关心真理而不是各种政治上的意见；他不介入d派之争，这样也往往为双方所排斥。
31、在基督教看来，最初人是被造得既非有死也非不死，人本可以在有死与不死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因为人受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从而有了原罪，变成有死的了。《圣经·创世纪》第2章第16-17节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似乎可以理解为对人的罪的惩罚。《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根据奥古斯丁的见解，死可以归因于罪，是罪的工价。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意义，而且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第七》)。孔子关注的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而不是那种超出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奇异和神秘的现象。孔子最基本的态度是人与鬼神世界相分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第六》)因此，不是鬼而是人，不是死而是生，才是孔子思考的主题。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第十一》)在生活世界，人比鬼具有优先性，生比死具有优先性。只要解决了人和生的问题才能解决鬼和死的问题。人及其生活才是最根本的事情。在孔子那里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人生活的世界。孔子不相信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的分离，既没有一个与人对立的鬼的世界，也没有一个在生之后的死的世界。“由于知晓生存之无可逃脱，中国传统思想相反地倒是干脆肯定、赞赏、欢庆肉体的生存和人世的生活。如我曾经多次说明，中国文化以肯定生、欢庆生为基调，包括朱熹、王阳明甚至刘宗周，也并不以‘人欲’(“正当的”、“合适的”、“适度的”衣食住行)为罪恶，即仍然承认和肯定肉体的‘活’的必要性。”(19)
32、古希腊有“四主德”，即节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来说节制，这里所说的节制主要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比如说苏格拉底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
33、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34、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与他雅典的同胞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却并不是斯东所指明的那些问题。苏格拉底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对者，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确实与雅典那些公民们不可同日而语。而斯东对此似乎缺乏细致的推敲，反而还用言论自由为苏格拉底假设了一篇辩护词，认为苏格拉底本可以这样辩护而获得无罪开释。斯东认为，雅典作为一个民主的自由城邦，言论自由本就是雅典根深蒂固的传统，倘若苏格拉底诉诸言论自由这一精神而对指控加以还击，完全是个极为容易的办法。但是斯东错了，如果苏格拉底诉诸雅典多数人喜闻乐见的言论自由的表象而为自己辩护，那么无疑他就承认了简单多数人的民主，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就被绑架了。不仅如此，一旦诉诸这个多数人都不能怀疑的言论自由，陪审法庭的判决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劫持了。苏格拉底不愿意那样做，并不是他真得快七十岁而“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他始终坚持自由意志、生死不渝的承诺。斯东最终说：“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7〕其实，并不是苏格拉底这项使命在民主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而是这项使命印证了民主政治简单多数所带有的毛病。至于说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这一点，斯东倒是说对了。
35、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36、民主派将“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这两顶大帽带在苏格拉底头上在当时的雅典城邦还是能服众(庸众)的，毕竟苏格拉底出于对其时雅典民主制的不满确实不信奉雅典城邦专有的神祇——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此二神祇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城邦专有的神祇，还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向任何人宣称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苏格拉底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富家子弟投靠自己，无所顾忌地揭示其时民主制的弊端。
37、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38、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确的是通过我以前所说的两种人类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迹来解释——一个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彻底性的奇迹，另一个就是哲学，从阿那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入雅典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这一百多年间，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和诸多的哲学流派，这样一种短时间里出现的哲学的奇迹到现在也没被有逾越。
39、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
40、然而，恰恰就在这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间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正是这种冲突的象征。
41、因此，如果死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说它是一种收获；因为，一切的未来只不过像一个无梦的夜晚罢了！
42、其时，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准备次日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 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确保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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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
45、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46、遗憾的是，这是在最不合适的场合上发表的最不合时宜的言论。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爆发之初，雅典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仆关系也有些剑拔弩张。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温和分子”，既看到了双方各自的利弊，又尝试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让大部分理智的民众满意，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争吵的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47、基本的一个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
48、苏格拉底揭露矛盾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形式。
49、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也许都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弊端，所以对民主政治总有一种“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6〕之类的揶揄式赞美。如果能够消除民主政治简单多数这一毛病，他们这种揶揄的赞美肯定就会转为由衷的感叹。苏格拉底之所以声称自己是城邦的牛虻，到处叮人，正是为雅典简单多数的民主政治开出的药方。他要做一个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不断挑战那种简单多数的民主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不仅不是斯东所言的远离城邦政治的孤零零的个人，相反相比于那些为他人所左右而盲目参与投票或表决的公民，苏格拉底更是真正触及到了民主精神的脉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参与者。
50、但最大的快乐还是花时间在那里研究每个人，像我在这里做的一样，去了发现到底谁是真智者，谁是伪装的智者。判官们啊！谁会失去大好机会不去研究那个率领大军对抗特洛亚城的人？或是俄底修斯？或是西绪论福斯？或者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人。跟他们交谈、联系，问他们问题，将是最大的快慰。当然了，那里的法官是判人死刑的，因为住在那里的人在其他方面是比住在这里的人快乐多了，所以他们是永生不朽的。
51、负责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议事会成员。他们大多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精心安排的人选，其中还包括不少学者。面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法官，苏格拉底发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讲。
52、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
53、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54、一个有序公平，平等，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必是法制的社会。
55、“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56、同胞们！我告诉你们是谁置我于死地吧！而在我死后不久，天神宙斯将处罚你们，比你们加害在我身上的更加残酷，虽然你们认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需要负责，但我敢保证事实正相反。控告你们的人会更多，而我此时在限制他们，虽然你们也将更愤怒。如果你们认为把别人处死，就可以避免人们谴责你们，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逃避的方式既不可能也不光荣，而另有一种较光荣且较简单的方法，即是不去抑制别人，而注意自己，使自己趋向最完善。对那些判我死刑的人，我预言了这么多，我就此告辞了。
57、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58、苏格拉底对问题的考虑往往比一般人要深刻，而且角度很独特，说理透彻，使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有一次，苏格拉底碰见一个人正为向别人敬礼却没有得到回礼的事生气，就对他说：“这简直太奇怪了。遇到一个身体丑陋的人你不会生气，但遇见了一个性情粗鲁的人倒难受起来了。”有一个人说自己吃东西都没有味道，苏格拉底称他知道一种能治这种病的好药方，当对方追问是什么药方时，他回答：“停止饮食，这样，你就会生活得愉快些、节约些、身体还会好些。”
59、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
60、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他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格言式的伦理思想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这一切对哲学思维的发展都有贡献。但是，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开始了夸大主体和理性、夸大抽象思维，以哲学唯心主义的神话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61、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
62、? 逃脱死不难，逃脱罪恶难，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钝，所以被跑得慢的追上，你们敏捷，所以被跑得快的追上。我们各受各的惩罚，理应如此。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63、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64、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学啊，甚至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把哲学引进另外一个城邦，为什么不呢？也许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也许是他认为如果一走了之会对雅典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卫哲学。
65、? 怕死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
66、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
67、在苏格拉底看来，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在于它提醒着每个人必须明了人生的有限性。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是不会明了人生的有限性的；而一个苏格拉底意义上“自知其无知”的人当然是最懂得人生的有限性的人，并且他还懂得死亡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最严肃的说明和提示。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神认定为雅典最智慧的人，其实就在于他能自知其无知，而不是像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自以为是，傲慢无比。苏格拉底是神的仆人，生活在对神的完全服从之中，并总是带有几分幽默地讥讽这个他十分操心的人的世界。苏格拉底实现了希腊哲学从自然世界向人的世界的转向之所以显得格外瞩目，其实就在于他确定了人生哲学的真实主题恰好是死，并且以人尤其包括他自己的“必死性”揭示和诠释了什么叫“认识你自己”。显然，是通过与神的比照，苏格拉底才发现：只有神是无限的，而人是必然要死的。在古希腊，尽管人神同形同性，但人神又很不一样。其中神是不死的人是要死的；神知道一切，而人却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深刻寓意在于：尽管人神同形同性，但人要认识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而一旦人认识到自己是人不是神，人就得让神来规划自己生成的道路。其中，人“必然要死”就是神对人生做出的重大规划。可谓在劫难逃。“对我们人类来说，宗教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人生意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人应当谦卑一些，宽容一些，仁慈一些。”(3)因此，苏格拉底之死就颇有了宗教式的殉道意味，因为他对信仰的坚贞不渝表明，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具有的崇高德行。
68、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
69、到了公元前403年，贵族失势，民主派控制了希腊全境，苏格拉底便大难临头了。他的朋友预见到了他的结局，纷纷劝他尽早逃离。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阔。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以丰富的学识针砭时弊。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支柱的，苏格拉底热衷于撕下他们的伪装，并将其思想骗术公诸于世。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甚至于他在上午才说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还有人把他的经历编成了戏剧。直至他被捕入狱，关于他的一切全希腊上下已是无人不知。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罪孽和不满的“学术界”的危险分子。
70、? 我的受审就像一名医生受到一名厨师的指控，而那个法官是一名儿童。如果那个厨师用这样的话来指控他，想一想在这样的情景下这个医生能做出什么样的辩护吧：儿童法官，这个家伙给你们带来了种种伤害，他用外科手术和烧灼术杀死你们中最年轻的，用饿肚子和窒息的方法迷惑你们，给你们吃苦药，迫使你们又饥又渴，而我却曾经给你们提供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甜食。你认为在这样令人绝望的处境下，那个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他说真话，噢，孩子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健康，你认为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法官会怎样喊叫？他难道不会大声喊叫吗？
71、对某些人来说，死亡还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历史事件。大多数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最后还有一种死，是极其罕见的，它是一种趋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苏格拉底的死是不是这样的一次精神事件呢？
72、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主要是剧作家，剧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过赢得观众来夺取桂冠，观众说好它便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民主的。
73、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究宇宙问题，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来的人，关注人的灵魂生活，致力于探究人生和道德问题。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基本上是在雅典街头与人谈话，揭露人们对灵魂中事情的无知，启迪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由于这种活动，他被民众告上法庭，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了死刑。作为雅典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他死于自己的同胞之手，这是哲学史上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重大事件。
74、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
75、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76、第他可以在被起诉之后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设法赢得人们的同情，这样他可能也不会被处死；
7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
78、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
79、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死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事物可以消亡和灭迹，但却没有死亡意识。如果人仅是由物质所构成，人反倒不会有实质上的死。然而，人是会死者，这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去死的。人终有一死，终会断灭。这是因为人恰恰不只是由物质所构成，而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眼里，作为“此在”的人是一会死者，是一能死者，他会以死为死，他能以死为死。但动物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死亡，它们生命的完结不过是倒毖。明明白白地愿意去死、选择去死，这是人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帕斯卡解释说：“人只是一片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要想毁灭他无需动用整个宇宙的力量，一缕烟，一滴水，便足以杀死他，但是尽管宇宙会毁灭人，人依然比他的毁灭者更崇高。因为人明白他将死去，明白宇宙比他强大，而宇宙对此则一无所知。”(23)
80、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81、问：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相当费时费力的制度，那么雅典如何来保证民主的效率呢？
82、在“为王”和“为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比如“为隐”——做一个隐士，探究哲学，以终天年？具体到苏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话来说，“雅典已经等了他70年！”，还有人说，如果是在斯巴达，他早就被处死了。
83、这样，哲学，确切的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
84、已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刻了——我将死，而你们还活下去，但也唯有上帝知道我们大家中谁会走向更好的国度。
85、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
86、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
87、他确实还是有可能不死的。从苏格拉底这方面来说，第他可以放弃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与人交谈了，这样他就不会死，甚至不会被起诉。三十僭主曾禁止他与30岁以下的人谈话，而且非常厌烦他总是拿鞋匠、铁匠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苏格拉底就是不放弃，因为谈话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
88、雅典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定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觉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决心对“神谕”进行求证。他每天出没雅典的各种场所，与任何人以追根究底问答的方式讨论人的各种德性问题，那些本来自认为很明白的人最终都被苏格拉底这个自觉无知的人问得自相矛盾、无话可说，陷入思维困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终于明白，原来众人都是自作聪明，神谕说我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我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自知其无知”是人的唯一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拥有“智慧”德性的东西，而人只有拥有这种自觉反省才能追求关于“善”的真正意义的知识，才可能踏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同时他体会到神要赋予他以天职，那就是通过他让别人也达到对自己的“无知”有清醒的自觉，这是一种比自己优秀得多的存在者的神圣命令，如果不服从就意味着选择了恶行，背离了“善”。由此，他苦口婆心劝说人们要潜心向善，清醒认识自己的无知。然而他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怒了许多有身份、有脸面、享有智慧声誉的上流阶层。常常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他们觉得苏格拉底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故弄玄虚、故意找茬，是不安好心地扒光他们身上的华丽服饰，令他们当众出丑，为此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89、对于这样的结论，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新闻出版人I·F·斯东是不大乐意接受的。他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详细搜罗了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轶闻趣事，认为是苏格拉底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与其所在的雅典这一城邦的多数同胞有着深刻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他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分歧在于，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皆认为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是一个所谓的polis，即自由城邦，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由一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的一伙人群。他说苏格拉底主张由“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这倒是事实，也是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但说苏格拉底通过这一理想就否定了雅典当时作为一个自由城邦的性质，却是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一种误读。斯东引用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名言，指出polis是自己治理自己的，在这里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简单而言，自由城邦就是民主自治的政治。对于这样的论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事实上并无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关心的，不是公民们在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行使着选举与被选举之类的自治权利，而是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意识或意志。当公民们无法从内心做出自己的自由判断，即使其现实中参与了城邦的政治发言或投票，那也并不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就建立在自由或自治的基础上。自由或自治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完全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为公民们是否具备有这样的能力。而要真正获得自由或自治的能力，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努力做到“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一个知识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明确主张让“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而柏拉图则干脆直接提出“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绕开自由或民主政治而简单回复到个人统治的王政，恰恰相反，由于知识展开的过程是个永无穷尽的过程，其间所贯穿的言论自由这一诉求才能真正奠定一个自由或自治政治的根基。
90、在“为王”和“为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比如“为隐”——做一个隐士，探究哲学，以终天年？具体到苏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话来说，“雅典已经等了他70年！”，还有人说，如果是在斯巴达，他早就被处死了。
91、他的饮食也很简单，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回忆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但有时候在菜肴丰富的宴会上，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狼吞虎咽。
92、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他从小跟着母亲到别人家去接生，帮助递递器械，打打下手。这一段生活经历在苏格拉底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助产中得到了启迪，创立了一种教育方法。他称其为“产婆术”。
93、死亡问题或许是所有人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所以自古以来也就成为了作为人生哲学的伦理学绕不开的大问题。公元前399年春，伟大的伦理学家苏格拉底以“慢神”和“蛊惑青年”的罪状受控，结果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本来，苏格拉底可以赎走，或者逃狱。但他没有这样，而是慷慨陈词、情感激越地反驳了法庭对自己的指控后，谨慎而又极富哲学意味地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换言之，苏格拉底的死与其说是法庭判处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的。苏格拉底几乎是毫无痛苦地迎接了他的死亡。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遭遇是高度悲剧性的。说它是高度悲剧性的，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死不是一种偶然的灾祸，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人生的悲剧。于是，苏格拉底的死便成了一个哲学事件，成了西方文化史上仅次于耶稣的死的第二个最著名的死。罗素说：“柏拉图所描写的面临死亡的苏格拉底，无论在古代的还是在近代的伦理上都是重要的。”(1)我们力图通过诠释苏格拉底的死来说明“死”在西方人生哲学中特有的三重意义。
94、死不是游离于人生之外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东西。人总是“要”死的。在这里，“要”至少有两个意思：“要”一是表示“必要”、“必然”，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不可回避、不可逃离；“要”二是表示“要求”、“索要”，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是主动的寻求、渴望、意愿，而不是被动的给予。死本是普遍现象，只是战争把它的意义凸现出来。战争中的死亡提示人们，死居然可以选择。战士之所以为战士，正在于他是为一个比生命更高的原则自愿去死的。通常称为慷慨就义。费尔巴哈曾经在比较动物之死与人之死时讨论了触及到这两个意思：“正是因为人预见和预知他自己的死，所以，虽然他也像动物一样地死去，但他与动物不同，甚至能够把死提升为他意志的一个对象。我必然要死；但是，我不仅必然要死，而且，我也愿意死。”(4)人人都必然会实际上遭遇死亡，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死亡的必然性。
95、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时，他变得非常坚定，绝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记述的，他在临死的那一天里，表现得非常宁静坦然。这样，由忧虑到犹疑，到坚定，到坦然，便构成一个四部曲。
96、这一处死甚至可以说是人道的——如果说对死刑也可以说人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允许见到朋友和亲人，执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气，他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当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
97、临刑前，学生、朋友们为他安排好了越狱逃离雅典的道路，被其断然拒绝。苏格拉底对劝逃的克里托阐述了他的公民道德思想：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几十年来在城邦的保护下成家立业、接受教育，过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说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城邦法律没有异议，既然对自己的审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自己必须接受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哪怕判决是非正义的。这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城邦，既然选择了、并接受了这个城邦法律的保护，公民就得履行公民维护城邦法律的义务。如果自己不服从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而逃亡国外，就会造成对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损害，城邦的基础就会因自己的贪生怕死而动摇。如果每一个被控告的公民视城邦法庭审判不公，然后设法逃亡国外，那么城邦法律就会名存实亡。(《克里托篇》)此其一。其即使城邦法律被恶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义对自己实行了不正义的审判和判决，而如果自己越狱逃亡，就是以非正义对付非正义，这种“复仇”行为将违背追求正义之士的行为准则，别人作恶决不应该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并且自己若越狱逃离雅典就是故意作恶、自甘堕落，较陪审团、庸众出于无知对自己的不正义更糟糕。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怨地等待服刑是作为城邦公民应有的、必然的道德选择，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提醒克里托，作为有道德理性的人，不应该只是追求活着，而应该活得好，那就是省察人生，追求“善生”。他说：“如果人非要在实行不正义与接受不正义两者之中做出一种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接受不正义而绝不实行不正义”(《高尔吉亚篇》)。他就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从容就死，以对生的无悔放弃履行作为雅典公民的道德责任，实现自己的“善生”理想。
98、就雅典人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死，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机，而反省的哲学却在兴起，也许，民主在它鼎盛辉煌的时候不会在意这一点，而当它岌岌可危的时候，它就会惶恐不安，甚至产生过度反应，这样一个时机也很重要的。
99、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100、苏格拉底申辩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苏格拉底不仅追求生的意义，也追求死的意义，他的那种死亡方式：对轻薄指控者、无良审判者、不义判决书的嘲弄和对死亡世界神话仙境般的素描。
101、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
102、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
103、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
104、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