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导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与人生观，坚持不懈地匡扶学习者走上利国利民的正确的道路，发对文化知识成为官场利用的工具，倡导人文发展，高度重视人格的培养；为北大引进了新的理念，使得下一代得到更好的学习教育。
2、《妖梦》小说没有被追回，而林琴南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公言报》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专以反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北京大学为能事，因此林琴南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蔡元培简介)。
3、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4、此本《中国伦理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也是蔡元培先生代表性理论著作之一。书中将中国伦理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系统介绍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并以科学的方法辨析其优长与缺失。其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5、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6、58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7、蔡元培要辞职，北大的学生和老师却不同意，学潮再起。
8、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长无数，蔡元培之后，北大校长依旧往来不绝，然而一提起北大校长或是大学校长，我们最先想到的却一定是蔡元培。缘何？因为他凭借着一己之力，却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
9、胡适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关键，是陈独秀在《甲寅》时代一直在思考的怎样在文化层面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真正落实，因而在陈独秀那里有正中下怀的感觉，只是他的老革命d人的脾气，使他觉得胡适的什么“改良”，什么“刍议”等，实在是过于不温不火，过于与旧势力周旋，过于担心旧势力的攻击，所以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去声援胡适，推动文学革命的进展。这样，胡适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就变成了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
10、蔡元培刚进北大时，沈尹默便建言：“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
11、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2、教授治校，工作的效率如何？只看一点，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各司其职。
13、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14、“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的北京政府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
15、周氏兄弟，都是正人君子，从来都不屑于暗箭伤人，何况还是对他们有深恩之人；而蔡元培，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率，何以会唇枪舌剑“内讧”起来？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1930年前后，素来“名重士林”的蔡元培，有些言行确实有悖他的形象与“人设”，以至于身边这些知友都无法理解了。
16、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17、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
18、55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