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剑桥大学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将历史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很明确地将其视作国内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教育中适当的组成部分。要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需要提及许多人，以及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阿克顿(Acton)、西利(Seeley)、梅特兰(Maitland)，直到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和厄奈斯特·巴克(ErnestBarker)，以及一些碰巧教过我的学者，如彼得·拉斯利特(PeterLaslett)、邓肯·福布斯(DuncanForbes)和莫利斯·芬利(MosesFinley)，他们是这一传统的早期人物。而简要了解剑桥学派的发展历程，其实只需要从两位标杆式的人物入手。他们都将自己视作历史学家而非政治理论家，后者被理解为“研究政治自身性质的思想家”。因此，他们并不愿承担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的知识导师的角色。
2、约翰·邓恩：我想说，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当然，研究英国历史不是您的责任，是英国历史学家的责任。所有的研究都需要良好的分工。当然，您可以从那些有价值的著作，比如剑桥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收获很多东西，从而帮助您定位和评价西方政治思想的相关著作。显然，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除非西方学者会中文，否则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而您会中文，所以您需要耐心地耕耘以获得成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在发言说，今天正好是世界读书日，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以这种方式度过周末。曹峰教授介绍他对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的思考及他本人读《老子》深感困惑的地方，这是由明确的问题意识带动的研究，也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之中，非常受益。
4、约翰·邓恩：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希腊的问题——相关资料太少了。正如我所言，我尊敬的老师是一位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他教了我很多关于如何思考事物和人的知识。他特别擅长让学生认识到从有限的材料中能学到的东西的局限性。他比当代的其他古代历史学家更擅长于此。因此，他课堂上的许多讲授是向我们展示人们在假装知道什么，以及为何他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老师，能够教导学生如何做出有效的历史推论。所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5、张新刚：非常感谢邓恩教授的发言，我个人也从邓恩教授以及剑桥学派的研究中获益良多。我有几个具体的问题想请教邓恩教授。第当探讨剑桥学派方法(即语境主义方法)之应用时，我们发现，剑桥学派的研究集中在文艺复兴到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试图将这个方法用于更早的时期，特别是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完全重构相关的语境。我注意到剑桥大学的保罗·卡特里奇(PaulCartledge)教授试图运用这一方法来写作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但也只是一部非常简短的著作。不知邓恩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6、 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和d性修养。该同志能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时刻注重自我世界观的改造，注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均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立场坚定性。没有参加其他邪教组织。(政治思想表现情况怎么写)。
7、就像我试图阐明的那样，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为一个标杆，之所以能在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是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斯金纳教育各层次学生的卓越才能；其次是剑桥学派所秉持的深入文本背景的良好意识，努力厘清语言在思想阐释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和内容。这两个因素大大提升了历史学家思考过去的政治技巧的标准，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思维形式的知识内容，至少在西欧和受其影响的地方是这样。每个从剑桥大学(不只包括剑桥大学)学到探索浩繁的历史记录之方法的人，都秉持这种信念，并尽其所能在科研工作中践行这一信念。
8、 赵法生认为，以往基于儒家立场对于周文明的解读，侧重于其伦理宗教、礼乐制度和人文精神等，更突出了周文明有为的一面，这当然有其意义，但并不全面。周制不仅存在刚健有为的一面，更有无为而治的一面，它们都是周文明精神的构成部分。曹峰教授的研究，将被忽视的那个面向打开了，可谓别开生面。如，他认为，周朝实行的是一套虚君制度，实行弱权力调控，由此才产生了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小国寡民以及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他首先将《道德经》视为作为史官的老子面对周王所传授的治国之道。另外，对于老子之“玄德”的强调，同样揭示了周德的另一面向，颇具新意。
9、黄晨：好的，谢谢邓恩教授。接下来，有请我们此次学术活动最重要的组织者李石副教授发言。
10、该同志XX年XX月进入XXX任职。工作期间，该同志表现出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现将其表现鉴定如下：
11、述职报告是任职者陈述自己任职情况，评议自己任职能力，接受上级领导考核和群众监督的一种应用文，具有汇报性、总结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12、您对迄今可以从现有的资料来源中学到多少东西表示悲观。我可以介绍一些非常富有创见的实践和复原。我主要教授与政治思想相关的历史。我通常是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授课的。当然，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真实的东西，获得更多有关他们各自具有哪些特征、有关柏拉图究竟如何看待政治的线索，我可以更有自信地开始授课，并保证不会照本宣科。我充分感受到了您提出问题的动力。对于这一问题，我的悲观情绪仅比您稍弱一些。这显然是一个大问题。至于哲学与历史的矛盾，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很直截了当地认为，历史学家并非对有关规范的问题无法做出任何贡献或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我认为他们的责任在于尽力确定存在过的、历史意义上的、现实中的规范。我相信，同与现在保持距离相比，通过与过去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当前，现实中的规范很难与您个人对规范的察觉区别开来。我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我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哲学家正在努力做而且应当做的，如同历史学家正在努力做而且应该做的，是努力确定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规范，而不仅仅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中的规范。
13、正确的思想意识能很好地指导社会实践，把事情做的有条不紊都需要正确的思维作为指导。古人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14、以学修德，主动提升政治素养。该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和d性修养，严格遵守d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树立“四个意识”、落实“两个坚决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d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5、正文：主要包括：(1)对团的认识；(2)入团动机和对待入团的态度，表明自己的入团愿望；(3)个人在政治、思想、作风、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情况；(4)今后努力方向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等。
16、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也试着理解您的观点，关于您写的那些涉及民主、非理性的狡计和人类政治的文章。我想知道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挑战，以及您怎样将这种挑战与人类的非理性狡计联系到一起。有关这二者的结合，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更加明晰的答案。因为，我读了您的书，并且有一些疑问。我了解到您对历史和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描述，但我真的不确定您关于民主理论、民主的挑战、人类在民主社会中生存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政治理解是怎样的。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和您面对面地探讨这些问题。
17、在这三年中，我始终保持园丁本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奉献，工作显著，曾受到上级的表彰。
18、在职考研的童鞋，如果档案在人才市场，参照第3条即可；如果档案在工作单位，填写好个人信息在工作单位盖章即可。
19、我要先谈谈伊斯特凡·洪特。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开始了他毕生的工作，但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我知道是什么使他坚持下去。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中，他将自己的智识与精力用来追求这一目标，直到他去世。这种激励可能来自他的出生地匈牙利，以及他优秀的父母在匈牙利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共产主义者。他的父亲是匈牙利农业部部长，他的母亲在那个极度反犹且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杰出的工程师。对洪特来说，他的父母在生活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并向人们表明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行动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洪特得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是真实而客观的。在没有告知他父母的情况下，他带着他的犹太裔妻子果断地秘密离开了匈牙利，前往英国。这在匈牙利是犯法的。通过探究马克思之前两个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洪特的余生都在追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马克思未能真正了解那些迫切的问题，以及他是怎样走向失败的。洪特并非仅仅关注马克思的著作(他年轻的时候在这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在他有生之年，洪特反复谈论着、教导着、创作着，想要表达出他头脑中的宏大历史图景的模样，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发表的著作较少——相关内容散见于一些文章，以及与人合著的《财富与德性》(WealthandVirtue)和《贸易的猜忌》(JealousyofTrade)的第二卷。《贸易的猜忌》这本书收录了一些文章，并以一段长而详细的介绍作为开头，总结了他当时所取得的成就。这本名为《贸易的猜忌》的作品，直至今日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他的遗作《商业社会中的政治》(PoliticsinCommercialSociety)以及《贸易的猜忌》中的一篇文章《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ThePermanentCrisisofaDividedMankind”)也是如此。这三个标题概括了他的结论，即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态性有着严重误判，且这一误判后来对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与斯金纳和波考克的遗产十分不同，当然这两种论断都充满活力和激情。这远不如霍特自己努力做到的那样实质性、结论性，并且有力地表达出来。但是，没有人会费心考虑将其视作纯粹出自考古的兴趣，在得出结论之前，这种兴趣以对大量文本的高强度的专注为基础，这完全符合波考克和斯金纳的工作。
20、教材作为育人的基本载体，其编写必须回答和解决好三个问题：为什么而写、写什么、怎么写。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规定了教材“为什么而写”“写什么”，而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则是回答“怎么写”这一问题。因此，教材的呈现方式可以界定为：给定教材要传授的知识及其结构以后，教材采取何种编写体例、知识组织形式与语言表达方式来传授该知识体系，以实现预期的育人目标。它是教材所采取的学科知识传授方式或育人方式。
21、通过两年来的工作实践，有力的促成自己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正确面对挫折，辨证的看待问题。工作中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开展工作。
22、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中国或当今被书写下来的政治思想？我会说，存在太多可供理解的资料来源，这将成为一个挑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这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威胁，无论是进行有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试图判断何事正在发生并考虑恰当的应对方式。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我将一部分研究时间用于阅读《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或多或少地浏览恰巧放在桌上的报纸。令我忧虑的是，《金融时报》告知我重大的信息，而我并不掌握与之相关的语境。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我能设法找到的、最具系统性的信息来源，它记载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同样会花一些时间以不同方式阅读其他材料。但是，那些大多是无所裨益的资源。除非一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它只会报道日常的、可控的内容。我认为阅读报纸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倾向于将它视为智识工具。我尝试利用它们来澄清自己，澄清我的公民责任以及我的核心观点。对于当今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我认为，您当前拥有的国籍并不能提供答案，它意味着超出所属国家的视野。
23、(作者：罗金星，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中学特级教师；陈友芳，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
24、思想政治教育是使社会成员能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我们d员干部一门终身学习的课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进入新信息时代，d员干部受社会思潮影响较大，其思想波动也随之增大。
25、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特定政治思想扎根其中的历史究竟是新思想的负担，还是进一步研究的宝贵资源。
26、同时注重加强对外界时政的了解，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能力，坚定了立场，坚定了信念，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27、 接着，曹峰提出观点是：“老子思想是周王朝独特政治体制的产物”。他认为老子思想与周王朝独特的政治体制有关。周王朝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看上去大一统，无所不包，但周天子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实权，也没有宗教神权，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因此周王朝实行的是虚君制度。老子对于社会中间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几乎不加考虑。为此，老子能够把天下的问题高度简单化，从具体问题中跳出来，考虑更长远更根本的问题。老子政治思想表现为一统万，其相应哲学结构是“道”与“万物”的二分，导致其相应思想结构是圣人无为、百姓自然。因此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有时“不治”其实比“治”更好。所以老子推崇“小国寡民”，这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而是用治理小国的方式来治理大国，把复杂的问题高度简单化。而周王朝政治体制迫使周天子只能选择让步政策，所以老子大讲谦下、不争、柔弱、克制、守雌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通过自我约束最大限度造福百姓的治理方式。
28、第作为我们历史政治学工作坊的第一期活动，本次对话也将为今后的工作坊树立一个学术标杆。我们将会以此为起点，推动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与世界前沿政治理论的交流与融合。
29、教材呈现方式作为育人的基本途径，不是任意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学生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预期的育人目标、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甚至教材的容量、文化传统、教师总体水平及其结构都会影响教材呈现方式。其中，预期的育人目标对呈现方式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素养为己任，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这一目标或要求合理选择教材的呈现方式或育人途径，否则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育人目标。
30、(注意：在这里提醒大家，自己填写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内容的时候一定不要以第一人称来写，因为考核表是别人对你进行审核，一定要以你盖章的单位的口吻来写。另外，考核表内容要实事求是，不可胡编乱造、隐瞒欺骗。)
31、其实，这种挑战与刚才我提到的第一种挑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一种基于人性的现代价值准则来确保：当我们使用历史方法时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而至少不是在倒退的轨道甚至是通往邪恶的轨道上。这样的准则同时也会帮助我们以历史方法来促进批判性思考，而不是以历史为借口去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观念或思想)。
32、综合素质高，政治立场坚定，统筹潜力强，能驾驭全局，切实履行了公共卫生职责。工作思路清晰，开拓创新精神强，争取国债项目资金大。能团结班子成员共同奋斗，善于调动副职的工作用心性。
33、第邓恩教授在前天的“国·政”大讲堂中展望了一部全球性的政治思想史，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的对话着眼于思想史背后的写作方法，将比以往更为深入。
34、学科素养的上述本质规定及其人的属性必然规定着包括教材、教学在内的育人途径的选择，思想政治课教材的呈现方式就是为了达成人的上述属性而依据学科素养的本质规定所采取的思想政治学科知识的表现方式。根据学科素养的本质，学科素养导向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35、该同志工作中自觉践行“八荣八耻”重要思想。他时刻注重自我世界观的改造，注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自我的侵蚀。该同志始终立场坚定，思想和行为时刻与d中央坚持高度一致。
3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基雅维利无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且他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思想家，而说霍布斯的“利维坦”终结了共和主义也不可信。你可以说麦迪逊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告诉人们任何额外的信息。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使得“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这一判断变得没有意义。他思考自由的方式受到当时许多非共和主义者的启发。我认为他们(斯金纳和波考克)对历史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精巧建构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意义还非常不清晰。这或许能写成一本很好的史学著作，但这对现代政治而言却没什么参考价值。他们俩所做出的艰难尝试确实阐发了许多尖锐的见解，就如斯金纳关于国家类型方面的一些文章。显然，这涉及现代政治理解中的核心范畴。但我还是觉得，即便在这一点上，所谓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独特思考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昆汀对国家是何物的描述中，它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政治。
37、述职报告是指各级各类的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为业务部门陈述以主要业绩业务为主，少有职能和管理部门陈述。主要是下级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下属群众陈述任职情况，包括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成绩、缺点、问题、设想，从而进行自我回顾、评估、鉴定的书面报告。
38、第刚才李石老师提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区别，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是政治观念史的研究，基本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政治哲学的研究则是规范性分析和研究，离政治实践更远。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进行对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应该以什么方法来研究正在发生中的政治思想呢？
39、 关于第三个困惑。老子为何要把“德”说成是“道”之“德”，而且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为什么不像周代文献以及周代金文那样，大肆宣扬明德、懿德？现在几乎是从儒家的角度研究周王朝的“德”思想，这样做是否遮蔽了其他很多关键的信息？
40、我的第二个问题有关您构建全球视野的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
41、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围绕保持d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开展d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等，对d内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42、 在精彩的评议和热烈的对话发言后，曹峰教授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老子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周文明的长期延续性，其思想穿透力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其开放的意识、博大的胸怀、活跃的思维、谦卑的姿态，对于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对于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如何处理广大而复杂的政治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43、 在报告中，曹峰教授首先由《老子》的四个困惑谈起，一是由《老子》文本特征产生的困惑；二是由《老子》政治思想基本特征产生的困惑；三是由《老子》之“德”产生的困惑；四是由过去老子思想溯源研究产生的困惑。关于第一个困惑。曹峰教授介绍了《老子》文本的基本特征，如这本书消除一切可能泄露时代信息的东西，如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等等一概没有。这一特征和《论语》正好形成鲜明对照，《论语》中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非常丰富详实。同时，他指出，目前很难对《老子》进行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的实证性研究；目前的道家研究，大多只追溯到老子，仿佛老子是石头里面跳出来的。已有的老子思想渊源研究，一方面做得还太少，一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
44、在过去的五十七年里，这几乎和伊斯特凡·洪特的一生一样长，我不敢声称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学习到了像洪特那样清晰而宏大的东西。因为，我没能把我的研究重点放在那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我对历史的深入探索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判断，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在我开始不久之后就不容乐观。最初，我在研究约翰·洛克的思想上花费了一番功夫，但却未能得到明晰的答案。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建构人类世界的认知前提，即人类世界是建立在一个由神创造的、整体来说是善的秩序之中的。同洛克一样，我相信仅此一点就妨碍了那些对建构人类生活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接受他的思想。在我莽撞地承认这一结论的五十一年里，我改变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当然会做出非常不同的判断。
45、入d申请书标志着申请人经过了郑重思考，向d组织表明自己有入d的志愿和要求，使d组织了解申请人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便于d组织对申请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教育、考察，同时也是d组织确定入d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入d申请书是要求入d的同志对d的认识和自我认识的反映。因此，每一位要求入d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写好入d申请书。
46、崔之元：感谢邓恩教授极富启发性的演讲。我想同您分享一些观点。您说，您无意于对未来进行研究，并且您认为历史知识能够拓宽我们当前的领域，我很赞同这一点。但是，就我看到的波考克和斯金纳的研究，他们关注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西方政治传统中共和主义的发展历程。我认为，他们的研究试图以共和主义挑战西方当下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您刚才在梳理剑桥学派的历史发展时，并没有太多提及共和主义，您是否能谈一下共和主义在西方当下的影响。
47、段德敏：十分感谢邓恩教授。我们都从您的研究成果中收益颇多。我对洛克的理解基本都来自您的研究。在您的书中，您似乎始终试图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这种历史研究中吸取什么样的理论教训。我们是否能够从历史研究中吸取教训，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吸取一些教训的话，我们能够从历史研究中吸取何种理论教训。就我个人来说，我第一次有类似的理论收获是在我读剑桥学派著作的时候，也就是昆汀·斯金纳那本小册子——《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BeforeLiberalism)。当然，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各种自由概念的历史研究，但在书的结尾有一个简短的演讲。我记不太清了，斯金纳认为自由就是“非干涉”。这个定义似乎在今天占了上风，但是却引向了错误的论证。这是个开放的问题，所以他只在书的最后提了一句。但我觉得这句话对理解他的写作题旨来说非常重要，对于研究这一类历史文本以及揣度某种理论的意图也很重要。因为，这类历史研究的方式并不只是将自身置于各种历史细节之中。
48、我认为，如果用历史的眼光考察爱国主义，你会意识到，这是一种对许多深刻人类情感的强有力的召唤，极具政治性。这绝不是一种你应该信任的政治身份，始终是一种必须批判性地思考的政治身份。如果研究历史，那就必须舍弃自己的批判能力，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同理，如果研究过去，就可以放弃自己的批判能力，这也是错误的。你可能会暂时搁置自己的注意力，但你始终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所有人类理解政治的努力都是从历史开始的，而且必须从历史开始，仅仅因为历史上的人物是需要被理解的。人们都受此限制。没有人能比他们看得更远。我想，认为存在某种安全、清楚而且可靠的理解政治的方式，这不过是一种让人困惑的想法。
49、目前，我坚持在业余时间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在思想政治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d的领导，积极响应d的号召，对d的事业充满信心。认真学习d的政治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工作上，服从安排，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讲求实效。凡事积极主动，迎难而上，争当排头兵，不怕苦，不怕累。积极进取、克己奉公，尽职尽责做好每项工作，为d的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50、写好入d申请书不仅可以增加被批准的概率，而且写作本身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学习和反思，还可以锻炼和提高自己应用写作的能力。
51、 关于第四个困惑，过去从各种角度对老子思想进行的溯源研究，总觉得隔了一层，缺了点什么，即他的现实政治关怀来自何处？通过对这四个困惑的思考和追问，曹峰最后的问题是：周王朝为何能延续八百年，成为最长的王朝？在曹峰看来，历史上所有通过暴力征服形成的王朝，都很快分崩离析，如亚历山大的帝国、秦帝国、蒙古帝国等，但周王朝是个例外，即便只是形式上的统也维持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在总结周王朝政治经验时，不能只有儒家一个维度，不应该忘了老子。
52、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历史方法和抽象推理方法这两种用于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两种方法都成就斐然。就历史方法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邓恩教授在内的剑桥学派最重要的三位学者，他们为阐明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另外，约翰·罗尔斯及其追随者建构了复杂的理念框架，这对批判和指导政治现实来说意义重大。
53、在人际沟通方面，该同志团结同事，尊敬领导和长辈。乐于助人，积极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和赞同。有较好的交流沟通能力，工作上能很好的与领导、同事沟通协调，高效的开展工作，并出色的完成工作任务。
54、在生活上，我崇尚质朴的生活，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派的作风。此外，对时间观念性十分重视。，和同学团结一道，配合其他学生干部顺利的完成各项工作。敢于拼搏刻苦耐劳将伴随我迎接未来新挑战。
55、尽管我确实搞不清，自我开始写作以来数百位孜孜不倦地研究洛克的学者到底发现了什么，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当时严重地误解了洛克。那时，我的发现是，与人们对创造了他们的上帝的一种先验义务相对应的人权结构，不可能也没能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普遍祛魅的世界里存活下来。在这个世界中，造物主已经不再为大多数仍旧笃信上帝存在的人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政治方向，他们相信这是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其中千百万的人仍然笃信上帝专断的指示。然而，不幸的是，在人数急剧增多的其余人看来，这一假设完全是荒谬的。
56、一年来，本人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十七大精神，积极实际“三个代表”，在思想上按d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作风上艰苦朴素、务真求实，较好地完成领导和各级部门安排的各项任务。尽心尽力，努力工作，主要情况汇报如下:在思想上，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d的十七大精神，利用电视、电脑、报纸、杂志等媒体关注国内国际形势，学习d的基本知识和有关政治思想文件、书籍，深刻领会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并把它作为思想的纲领，行动的指南;积极参加d委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及教育活动;同时，认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
57、约翰·邓恩：好吧，我认为沃尔德伦是错的。我毫不怀疑地这么认为。我认为他错了，是因为我的书(我的第一本，很老的一本书)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他认为我没有说的内容。我的观点是，除非您考虑了沃尔德伦与洛克共同信仰的基督教背景，否则洛克论述人人平等的思维方式并不合理。我并不具有沃尔德伦和洛克所共享的基督教信仰，同样，世界上大多数在世的人也不具有。所以，人类并非以洛克所论证的那种方式平等地存在，或者不太确切地说，以沃尔德伦所认为的那种方式平等地存在。而且，在我看来，沃尔德伦的观点并不像洛克那样明晰。在任何情况下，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将人类集体视为平等者之联合，这实际上需要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信仰。
58、黄晨：非常系统的发言，不过，我不敢同意最后的结论，“如果想建构新的理论，历史资源将是不必要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59、 xx，男，汉族，xxxx年xx月出生，xx省xx市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xxxx年x月毕业于xx大学，同年x月至今两年多供职于我公司，先后担任我公司xx技术员、技术主管。该同志的主要表现是：
60、三是严于律己，诚以待人，具有d员干部的优良作风。该同志时刻以一名d员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遵守d纪政纪和各项法规，自觉遵守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工作中讲真诚、讲团结，待人接物讲和气，时时处处保持住一颗平常心和进取心。面对工作细碎繁琐的特点，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做到有条不紊，扎实有序。在外注重维护单位整体形象，用自己的良好言行树立了良好形象。
61、 詹文杰副研究员发言谈到两个方面，首先，《老子》这部著作究竟是谈论什么问题的，是政治哲学的著作还是形而上学的著作，或者其他“学科”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他的思考是：我们当然可以从后来的学术分科或者思想分类的角度来审视《老子》这部作品，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误解。像老子这样早期的本原思想家，他写这么一部作品，很可能是思考“一个或所有问题”而不是“某些问题”或“某方面问题”。这“一个问题”可能是统摄性的，它既关乎对象世界，也关乎主体生存，既是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也是生存哲学。后来的学术分科体系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也不受这种分科观念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古希腊早期思想家那里也是类似的，例如赫拉克利特，他在著作里谈论的就是“一个或所有问题”，简单说就是“智慧是什么、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这样的问题。其次，曹峰教授说，老子可能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说话”，老子的思想渊源就是周王朝的政制，而他的“让步”哲学跟周制的“虚君”现实密切相关。詹文杰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见。但是他的疑问是：老子到底是“代天子说话”还是“对天子说话”，是把周王朝的“虚君”现实转换为一套抽象观念，还是“劝谏”天子应当采取“无为”之道？如果是后者，老子就不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而可能是变革的倡议者。
62、正因如此，我应该简单地强调一下：这是我自写作以来的几十年间一直试图寻求的判断，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历史的判断，即便这碰巧是我在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如果我对它的定位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判断就独立于洛克所赋予它的意义，独立于其被创造的因由，独立于它是否存在过的事实。我对历史的兴趣本质上并不是历史性的，亦即，我对历史的兴趣仅在于其本身。我主要的兴趣在于现在和未来，以及现实政治。在我看来政治承载着现在与未来，是过于理性之焦虑的前沿。我在进入大学前就想到了这些。
63、黄晨：感谢邓恩教授为我们开启这场关于历史方法的学术对话。我想起邓恩教授的成名作，是一本关于洛克政治思想的史学研究著作。今天，他向我们介绍了剑桥学派的发展历程。中国学者对于将历史方法应用到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有相应的观点，他们对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也都有研究。下面，让我们先欢迎李强教授做一些评论。
64、热爱学校，关心群众，做好学生的表率。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
65、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提供了不同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的地址，大家在百度的时候就可以搜索到。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年中国传媒大学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和以往有所不同，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用新表(当然如果已经填了旧表，也可以)。下载地址是http://yz.cuc.edu.cn/newsWYFHY/718b216f-7db1-4c72-a643-9b77711380htm 最下方的 材料提交模版 。
66、我的意思是，剑桥大学政治学研究的知识中心是政治思想史。而且，我们证明了这是安放这一知识中心的绝佳位置——不借鉴文本的智慧，你无法更好地理解政治。但我们同样相信，这无疑是一种区域性的经验。我们认为，如果你理解了他们(经典的思想家)所说的话，那么实际上你会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除非你不畏困难地了解他们提出特定主张的背景，并试图找出促使他们说出这些话的原因，否则有很大的可能你无法很好地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用于理解书中所说内容的方法。这并不是一种应用书中内容的替代方案。最强有力而令人信服的论点在于：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你不仔细阅读的话就可能产生误解，而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很重要。关键是要仔细地阅读。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将读到的东西值得仔细地寻觅。
67、首先是从思想上重视。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在过去的一年中，主动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
68、 关于第二个困惑。就目前的《老子》文本内容而言，曹峰倾向于将其定位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思想著作。他认为老子政治思想有其鲜明特征，就是“让步理论”。通过统治者一方自身的节欲、清净、柔弱、不争、克制、谦让、不干涉、不强制，亦即“无为”，造就万物的“自然”，放开民众的手脚，激发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老子为什么一味强调“不争”？我们不能仅仅用其辩证思维、反向思维来解释。
69、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罗新慧教授在评论中认为，曹峰教授的演讲《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根本目的是为老子的思想来源寻找一个切实的基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有学者提出诸子起源王官说，这一观点无疑开启了新的思路，带动了为诸子思想追溯源头的研究热潮。但是，它的缺陷是无法从具体的角度阐明王官与每家每派的特定关联，特别是诸家核心概念的起源，仍然难有着落。而此后有关老子思想渊源的研究，正如曹老师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层出不穷，但却总有空悬一层而未达意的感觉。于是，曹峰教授继续为老子思想找寻其源头所在。
70、以上是我们对如何构建学科素养导向的思想政治课教材这一新课题的初步思考，希望本文的思考能够推动学科素养时代基础教育教材的建设与理论研究，推动教材建设由学科知识导向时代走向学科素养导向时代。
71、积极参加校内举行的各项文体活动，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72、我欣赏剑桥学派的另一点是其温和适度的特质。这是一种继承自休谟和其他学者的英国传统，主张人类在理解现实和认识世界时有其局限性。他们并不宣称有一套关于政治的宏大论断。实际上，这对当今的世界尤为重要。仔细想想，许多研究道德哲学的哲学家乐于宣称政治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我记得剑桥的一位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Laslett)曾写道(我不记得完整的句子，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政治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它留给哲学家。哲学立足于抽象的原则，为政治提供解决方案。这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我认为这是剑桥学派的一个倾向。我喜欢剑桥学派，就像休谟所主张的那样，你无法完全理解现实并描述当时的场景。在政治领域，人们需要更多的审慎。政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是审慎，尤其是对于当今的世界。我试图得出如下结论：从事抽象工作的政治哲学家应该借鉴和吸收剑桥学派有关政治思想史的观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一些基于道德哲学和抽象原则的政治理论可能并不是普遍有效的。举例而言，如果将有关人类本性的原则应用于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你会发现，伊拉克人可能并不像美国人那样热爱自由和民主。伊拉克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他们的历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3、在斯金纳教学成果的积极影响下，随后的四十年里，大批的学生和学者会聚到剑桥。虽然，斯金纳本人已经离开，但来到剑桥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去了别的地方，将他们在剑桥所学到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当然，也可能传播到一些非学术领域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学生众多的、杰出的学术领军者，并且享有相当高的国际声誉，例如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詹姆斯·图利(JamesTully)、伊斯特凡·洪特(IstvanHont)，现在大概还有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
74、我认为，杨教授的批评是深刻而犀利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研究者要像剑桥学者那样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那真的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面对大部头和大思想家，还要深入历史的细节。这要求我们处理大量的历史材料，包括一些流行的和很难理解的历史材料。我认为，这对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太难了，因为这需要长时间的、系统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尤其要对西方历史烂熟于心。因此，我认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学习剑桥学派的方法是不容易的，但也并非不可能。这大概得一步步地来。对段教授(段德敏)或者张教授(张新刚)以及我们这代人来说，一般是先了解大部头和大思想家，然后才去了解二手资料和那些处于次要地位的思想家。
75、 赵法生指出，周代国家治理中的确存在无为而治的特征，它赞赏“先王观德不耀兵”，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及诸侯不尊周制，不是立即讨伐，而是首先反躬自省，以礼提醒规劝，无效才予以讨伐，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加，这的确是个弱权力社会。周王将治权与土地一起分封下去，各诸侯国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相对而言，周王的确是个相当“无为而治”的君主。王国维的名文《殷周制度论》，重点研究西周礼乐制度建构及其与伦理宗教之间的联系，依然侧重于有为方面，曹峰的研究，可视为对王国维研究的重要和有益补充。
76、任务活动及其表现的真实性。教材设置的任务活动应该达到“三真实”，即情境真实、任务真实、(行为)表现真实。思想政治课教材设置的探究性任务不能只关注情境真实、任务真实，而不关注行为表现的真实。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不会呈现在教材上，但是要实现发展思想政治学科素养这一目标，教材设计的探究任务就应该能够诱导出学生的真实行为表现。例如，针对一些倾向性特别明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问题，如果只是让学生回答其对错，学生可能会“说假话”，即根据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态度来回答，而不会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态度，教师也就无法从这一行为表现判断出学生的真实素养。为了帮助教师能够从学生的真实行为表现来判断学生素养的发展水平，教材编写者不能仅仅限于情境真实与任务真实，更要充分运用各种技巧创设能够诱导学生对自己的思想政治学科素养表现“说真话”的高质量探究问题。
77、相比之下，斯金纳的方法可能更具教育性，其洞见也更为深刻。这一方法的目的在于寻求更高的准确度，并且在对历史复原的成败之间画了一道明晰的界线，这绝不是个人吹嘘，而是一种职业理想和学术责任。对他来说，关于历史的任何形式的时间错乱都不只是其学术能力不足的证据，更是对历史学家学术责任的有意识背叛。
78、李强：邓恩教授能来到中国、来到北京真是太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剑桥学派的价值。从今天的讨论中，我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理解和欣赏剑桥学派的方法，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方面。正如邓恩教授今天所提及的，剑桥学派内部同样存在一些差异。但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所能穷尽的，是政治思想史中非常细腻而有活力的部分，无论它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还是任何其他政治思想。另外，分析方法对语言的强调极大地充实了剑桥学派。在学习政治思想史时，您需要了解一门学术语言及其含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来说同样重要。我现在意识到，这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所需要的重要条件。他们(中国古人)使用一门深奥的语言，而语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本的含义。剑桥学派着眼于对文本进行极其严格和审慎的研究，除了经典文本还包括二手文本。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无法从其他学派习得这些。我们可能需要将剑桥学派的知识传播得更广、更远。
79、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根据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方法，即：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做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宣传典型与以身作则相结合等。
80、每年在大家准备中传的相关材料时，“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这张薄薄的表总是会让很多同学感觉疑惑。这张表有多重要呢？这张表应该怎么填呢？
81、应届的在校生直接下载好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并填写个人信息，并在本科所在院校盖章即可。
82、 该同志办事沉稳，工作勤奋，勤勉敬业，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具有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严要求自我，坚持做到“在认认真真学习上要有新提高，在堂堂正正做人上要有新境界，顾全大局，从不争名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良好的道德情操。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扎实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83、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政治问题、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思想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
84、约翰·波考克(JohnPocock)和昆汀·斯金纳(QuentinSkinner)都是博闻强识的学者，也是笔耕不辍、充满活力的作家。而且，斯金纳还是语言丰富、极具表现力的优秀教师。波考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新西兰来到剑桥，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剑桥暂留了一段时间，而后搬到美国东海岸定居。斯金纳与我年纪相仿，大学期间在剑桥大学学习，也曾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访学过一段时间。重要的是，他最终选择回到剑桥大学教书，并担任了剑桥大学政治学系的系主任，直至退休。正是他的教学对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产生了无以抗拒的影响，才使得对于过往思想的宽广的研究路径被贴上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剑桥”这一标签。
85、 为此，老子会在理论上强调“道”的弱作用力，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推崇无为而治。以此来缓和天下的矛盾、换取天下的拥戴。所以，并不是说天下治理只能采取这种手段，但是就周天子而言，这是唯一的选择。所以《老子》是为周天子量身而做的。
86、坚持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一不断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严格做到“勤于学习、善于创造、乐于奉献”的要求，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把耐得平淡、舍得付出、默默无闻作为自己的准则。
87、现在，有关我和波考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有何不同的问题：我对波考克考察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批评，他的思考方式足以让他从中发现他想要了解的内容。我认为，他做得很好。在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比较年轻时，我撰写了一篇有关政治语言的综述文章。我恐怕对波考克开了一两个玩笑，而他对此感到被冒犯。这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但是，我并非有意通过这个玩笑暗示他所做的或当时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合适的或不充分的。我的意思仅仅是，他实际上并不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我认为，他所做的并不足以完成所有我曾经认为且仍然认为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拿《让人们自由》(SetthePeopleFree)这本书来说，我不是一位方法论者，我也不相信方法是一种推算出来的可能性。除了极少的事情以外，我不相信您可以被确切地教导如何做任何真正值得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更接近于奥克肖特。我认为，对大多数事情而言，怎么做(doing)是实践的问题，而您无法完全准确地教授它。我在那本书中试图做的，是展现一个单词在时空上的变迁所带来的变化。我这样做的最初目的只是想澄清人们很多无益的、令人困惑的想法。我试图以任何我认为可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我想，这不是对某种方法的应用，而是对方法的探索。而且，这种方法只适合于这个目的而非其他目的。我不认为存在某种能够达成所有目的的方法。同样，我也不认为他们(斯金纳和波考克)的方法对任何目的都有用。我启发人们思考事情怎么会做不好，而不是明确地教导他们事情怎么能做好。那是一种不同的、更具根本意义的实践。所以，无论我如何理解剑桥学派，我都不认为我的理解反映了什么是剑桥学派，或者指明了人们应该或不应该研究政治思想史。但是，我希望它确实表明了一些东西，即您不应该专断地思考有关民主的问题，除非您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蒙蔽自身，而在这个问题上蒙蔽自身则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88、该同志时时处处以合格d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理想信念鉴定，爱d敬d，虔诚于d，对d忠诚。能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89、 陈霞谈到，自己读《老子》也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老子》文本没有人名、地名、国家名、文献名、时代名，没有对话和故事，整个文献文风比较一致。这在先秦文献中确实非常独特。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特色。老子作为史官，却不受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能抽象地谈问题。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老子》思想体现出某种普遍性。所以有研究老子的学者做了一个统计，说世界上95%的人可以依赖其母语阅读《老子》。思想越抽象就越容易普遍。
90、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一般来说，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d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然而社会学家也用来指涉包括各种利益机构、学校、宗教机构在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各时代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
91、黄晨：组织今天这个对话意义重大，在我看来主要有四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