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太平堤被打事实上帮他下了决心，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一去不归，开始了游历北方的生涯，“往来曲折二三万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后来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编成《日知录》，终成一代大家。(顾炎武)。
2、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在江南他是呆不下去了，决心到北方去游历。
3、一代宗师顾炎武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婚姻生活并不幸福，19岁就结婚，妻子王氏是江南望族是母亲的之女，婚后也是一直未生育。原因不明，历史也无详细记载，推测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妻子王氏聚多离少，后又因为顾炎武北上之后，妻子王氏也是孤身在家，比顾炎武早去世两年，当时顾炎武还山西汾州，闻其妻子死讯后，作诗五首吊念亡妻，“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就是代表句子。
4、 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他也不相信官员们“为天子为百姓”的高言宏论，他认为官员们也和老百姓们一样，只有让他们有利可图，才会实心实意地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因此，他主张君主应把权力下放给县令，让县令来“自为”。他说：“夫以县令得以私其百里之地，皆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廓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他认为，衡量县令是否称职的根本条件是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县令之称职者，“赏则为世官”；对于不称职者，“罚则为斩绞”；这样，县令们即使只为其私人利益考虑，也会“勉而为良吏”。县令们在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发展采矿业：“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夺之，发于堂室之内，则惟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之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他主张藏富于民，地方的富裕即是国家的富裕，国家不必与地方争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
5、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6、顾炎武又引录了晋代名臣荀勗的说法。荀勗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他说，精简官员不如精简事务，精简事务不如保持心境的清静。萧何和曹参作丞相时，就保持了心境的清静，使百姓也得到休养生息。而抑制空谈，减省公文政令，不深究细小的过失，有喜欢别出心裁节外生枝以谋求私利的，严厉治罪，这就是“省事”。顾炎武说：“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顾炎武同意荀勗的见解，赞赏道：这真是抓住了根本的见识啊。管理国家的人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必总是纠缠于职官究竟是应当多还是应当少，争论来争论去了。
7、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都集中在日知录里面，他最重视的观点是风俗。上面已经说了，虽然顾炎武学习理学，但是没有被束缚，所以他不会崇尚空谈，而是能够真正看出政治的弊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发挥政治观点，他提出的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都极具先见之明。他提出的名教讲廉之谈，又考虑到了世俗的关系。“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没有让人廉洁的手段，却指责官员不够廉洁，这是非常不对的。
8、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
9、国家重点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10、“体己有耻”上述拒绝钱谦益以及拒绝南归已经有所展现，而最能展现他的这个学问态度的，是召见他修明史时的做法。
11、 《日知录》一至七卷都是讲的经义，十四至十五卷论礼制，与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此外，他著有《五经同异》三卷(有些内容在《日知录》中被采用)。顾炎武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研究经义？这与他的历史盛衰思想有关。他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顿人心风俗，教化纪纲不能阙。也就是说整顿人心风俗要有依据，要有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孔子的六经。他对百余年来，孔子儒学遭到歪曲以致流于禅学痛心疾首，他把心学与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在这种情况下，拨乱反正自然是当务之急。顾炎武用大量的篇幅研究经旨，就是欲通自己的著述，来扭转这种世风的实际行动。潘耒评价《日知录》说：“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此可谓抓住了其师的经世要领。
12、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问学宗旨，屡次参加科学不中后，二十七岁那年，他较然放弃科举之路，专攻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与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有关的书籍。有时候，他走到边塞岗亭，就会招呼守岗的老兵一起到路边的酒馆坐坐，向他们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如果与自己先前了解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就马上记下来加以探究。
13、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日知录并非是定稿，不是因为定稿丢失，而是因为顾炎武直到生前那最后一刻仍在修改。他的弟子在他殁后害怕老师一生心血付之东流，顾炎武刚去世就开始收集手稿，并且在顾炎武殁后的十几年，他的作品就陆续的付梓了。
14、 顾炎武通过引证这些文献来说明，只有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开展对外贸易，才能解决东南沿海人民的生计问题和沿海官员勾结“倭寇”、“因缘为奸利”的问题。
15、可惜这样的一位大学者，后人并不能完全的理解，后来有人说顾炎武为“清学”开山，极力推崇他的“博学于文”，但是对于他的“体己有耻”，却鲜有人推崇，后者却是他用生命践行的学术理论，如果顾炎武泉下有知，会不会一声长叹呢？
16、 其次，顾炎武认为陆王心学实为禅学。他说宋自程氏之后，学道而入于禅者有三家：谢良佐、张九韶、陆九渊。“夫学程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是自立一说，以排千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下学指南序》，《亭林文集》卷六)为了进一步说明心学的“禅学”实质，他把孔子学说与心学作了对比，他说圣人之道没有专用心于内的：“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易》、《礼》、《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内典》，《录》卷十八)他借黄震的话对专言于内的心学进行了批评：“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同上)他同意明人唐仁卿的观点，认为“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心学》，《录》卷十八)说谢氏所讲的“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是“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同上)他引黄震的话对心学斥责道：“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同上)
17、《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目下写道：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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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20、在顾炎武看来，读书人仅仅空谈理想抱负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懂得学以致用，要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生活，要能创造实际效益，能够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百姓生计。如果读书人只是满足于一些奇技淫巧的小把戏，那对国家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21、顾炎武有两个外甥，家贫之时，曾经受过他的救济，等到家中富贵之后，想把顾炎武从陕西接回昆山，顾炎武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鵉之竃。且天奈蒙蒙，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生足矣。
22、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召他出仕，彼时他的母亲尚未安葬，“不果往”。
23、母亲死前给留下遗训：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
24、顾炎武是明末清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史地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三大儒”，还对于国家典制、天文仪象、河漕、郡邑掌故、音韵训诂之学，兵农及经史百家都有一定的研究。晚年为当时的清初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从而成为清代的一代宗师。他的作品记录了明朝时期走向灭亡和清朝时期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
25、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
26、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官僚地主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
27、日知录一共三十二卷，顾炎武自己非常看重这部作品，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关于日知录的写作时间已经不可考，在自序之中，顾炎武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28、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他联合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等人，谋求恢复明室，他奔走四方，不仅求助于明朝旧臣，而且派人前往日本、越南等地，寻求帮助。
29、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南直隶昆山人。初名继绅、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蒋山佣。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亭林先生。
30、顾炎武论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1、 “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论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苦的是农民，最穷的也是农民。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顾炎武目睹农民“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的悲惨处境，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的主张。他说：“国家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顾炎武主张禁限私租，可以说是抓住了农民问题的一大关键。
32、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浙江余姚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遗民。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
33、 顾炎武似乎已经意识到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的道理，在《菰中随笔》卷二中，他分析了商品经济的盛衰与交通状况、民居多寡的关系，更注意到法治对于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作用。顾炎武认为，要保证贸易的公平，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须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匪法曷均”的意义所在。
34、 “武安最多商贾，厢房村虚，罔不居货。西据十八盘，要害地也，东南北则沃衍。又产锡煤及垩土，与涉田极宜木棉，涉则产铁及自然铜，两邑山多材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汝宁，惟光州所属，光、固、商、息为南五县。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货。”
35、 正如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其两重性，对此，顾炎武有很深刻的认识。《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把明朝嘉靖前后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详细记叙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从明代开国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尚且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纱幕之中，“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则出现了“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的情形；到了嘉靖末、隆庆间，已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的状况；到了万历年间，“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这一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呈现出来，乃至出现了“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正是一幅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36、顾炎武论学，一为“体己有耻”，一为“博学于文”。
37、 基于对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顾炎武认识到“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的经济规律，从而鲜明地提出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近代经济学命题。他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又说：“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他认为，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程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38、 主张实行统一而稳定的货币政策，既反对“以年号铸之钱文”、币制屡变，又反对“各自行钱，不相流通”的地方保护主义
39、正视中国大地上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前提
40、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召。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个什么?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事。”
41、那老头朝下面摆摆手，继续向上爬，到了山顶，他取出几本书，几张纸，勾画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慢慢下来。人们远远看着这位奇怪的老头，等他走到骡子边，欢迎的人群中才有声音叫起来：“这正是顾先生！”
42、昆剧《顾炎武》自今年7月15日首个“顾炎武日”上对外发布以来，已经内部试演，参加中国昆剧节开幕演出，在文化部主办的百戏节开幕式上演片段。从剧情到表演，从服装到舞美，一直在打磨，戏越滚越熟。11月9日，《顾炎武》即将作为第二届紫金京昆群英会开幕演出，在江苏大剧院华丽上演。
43、顾炎武出狱之后，萌生隐退之意，这一年他四十四岁。
44、群演……张小鹏张巍张雷孙潇丰于帅周杰李杰高鹏黄金朝
45、在明朝晚期，文坛是盛行空疏之风的，在这种风气下诞生的官僚当然也不会用心为国家百姓办事，因而社会腐败程度非常严重，并最终导致了这一朝代的灭亡。而经世致用的主张一问世，文坛也逐渐发生变化，清代很多优秀学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从而促进了清初文化的繁荣发展。
46、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称他为避青先生，他曾六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47、 晚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专制统治者的无穷的贪欲，使得商品经济发展与各种非经济因素的矛盾凸显出来。顾炎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矛盾，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之所以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就是来自各种非经济因素的破坏和干扰：
48、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49、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也。”(《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以下简称《录》)在“王介甫之新说”下，顾炎武解释道：“《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顾炎武的这个解释的用意很明显：王介甫为靖康之难负责，那么王伯安鼓吹“良知”，开了明代空疏之学的恶例，不也应对明朝的灭亡负责吗？这样就把明朝的灭亡归结到陆王心学上。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清谈深恶痛绝，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身为明代遗民，顾炎武对明代的灭亡深为痛心，从总结明代灭亡的教训出发，他把陆王心学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他认为造成社会治乱的根本因素是“人心风俗”：“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明末社会风气败坏，导致明朝的灭亡。而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又是心学，故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说朱陆早异晚同。顾炎武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是“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称赞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进行辩难的罗钦顺的《困知记》和陈建的《学蔀通辨》是“今日中流之砥柱矣”(《朱子晚年定论》，《录》卷十八)。
50、 对程朱理学，顾炎武没有正面批评，而且还维护程朱在儒学道统上的地位。上面提到的他对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的斥责，就表明了这一点。对宋理宗在淳祐元年定“周、程、张、朱四子之从祀”作了肯定的评价，说，“由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胡元至于我朝，中国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从祀》，《录》卷十四)晚年移居关中，亲自组织修建朱子祠并主持考亭书院。可见，他对程朱是非常崇敬的。
51、这件事被曹余章写进了《中华上下五千年·顾炎武著书立说》这一章节中。
52、 大同商旅辐辏，货物踊贵，亦以藩府有世禄之供，将士袭常饩之养。虽曰穷边绝徼，殆与内郡富庶无异，而浮侈犹甚。
53、顾炎武的学术主张有两点，一是行己有耻，二是博学于文。他虽然学习理学，但是不为理学所束缚，在理学之外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顾炎武形式上言行合严于律己，不符合他行为规范的事情，他都会言辞拒绝。
54、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还说：“《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这话虽然没有明确批评程朱理学，但对其不满情绪也显而易见。他曾借孔子的话批评宋玉“为俑者不仁”，濂洛言道学，导致后来借以谈禅，是否也可以说“不仁”呢？
55、目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叫康熙帝不大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一个办法开“博学鸿词科”，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马上封他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
56、 “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论以雇佣劳动制度取代蓄奴制度。中国自古就有奴婢制度，明以后情况则有些不同。明代的奴婢，大都是一些为了获得官本位体制的荫庇、自愿卖身投靠的所谓“家人”，此等不顾人格而自愿卖身且有术者，决非良善之辈。这种人之为恶，小则危害家庭：“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故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烝弑之臣。”大则危害国家：“严分宜之仆，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缙绅为宾主。……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之嚆矢乎？”他说“人奴之多，吴中为盛。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鉴于其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顾炎武坚决主张废除奴婢制度，以雇佣劳动制度取代延续了三千年的蓄奴制度：“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从“身份”到“契约”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必然途径，顾炎武关于废除奴婢制度，并代之以雇佣劳动制度的主张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57、顾炎武出生于江苏，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的斗争，失败后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总结明亡的教训。晚年开始研究古籍，考证经书的真假，并且研究古语的发音。顾炎武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
58、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二重性，确认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反对以“道德”的名义阻碍和破坏商品经济发展
59、学生们问道：“那么，该怎样读到这些书呢？”
60、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61、 在《读宋史陈遘》一文中，顾炎武借评说宋代史事和总结宋朝灭亡的教训，对专制统治者摧残民间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予以谴责，认为宋朝之所以灭亡是从对民间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开始的。他说：
62、顾炎武(1613-1682),万历四十一年---康熙二十一年
63、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64、顾炎武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本书。”
65、顾炎武妻子卒于昆山后，他对着妻子灵位痛哭流涕，写诗哀悼：
66、调整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解决官田问题、生员问题、私租问题、奴婢问题，废除官本位特权以减轻农民负担，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张以雇佣劳动制度取代传统的蓄奴制度
67、谁知列队欢迎的人来到路边，只看到两匹骡子，根本没有这位大学者的身影。旁边的山上，一个老农模样的人正往悬崖上爬，看样子，他不是这里的药农，就是采石的工人。顾氏宗亲点击加入顾氏家族总群
68、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那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
69、《顾炎武全集》主要包括九种经部，五部子部，十七部史部，集部三种等共三十四种，约1200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排版、校勘、标点，而且还以繁体排印出版，本书以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反映来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及成就，涉及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