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因为读了点鲁迅的书，对当代文学，总忘不了尝试用鲁迅的标准衡量一下，用鲁迅的眼光打量一番。评论界前辈程德培老师开玩笑说，你的评论不好玩，要么开头引鲁迅，要么结尾引鲁迅，总是鲁迅，“吃大弗消”。这种写法好不好玩我不知道，但积习难改，只好对德培老师以及有同感的朋友们道一声惭愧了。前几天遇见陈村，他说你这样写我倒没意见，只怕鲁迅不干，他老先生愿意跟我们排一块儿吗？我想这种担心应该是多余的。鲁迅固然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但在现实的文学交往中他并不怕“破骨脚”的粪勺战术，也没有害洁癖到不肯沾上别人或被别人沾上。一部《鲁迅全集》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动或被动挤在鲁迅身边的作家还少吗？要不要跟鲁迅排一块儿，不是鲁迅而是别人需要考虑的。
2、莫言的作品既现实又魔幻。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任何人没有权利，将这种好恶强加在作家头上。
3、他们对丑陋的国民性格视而不见，一味地把莫言作品的深刻当尖刻，主观上一口咬定莫言无底线、无原则，将笔下的中国民众肆意抹黑。
4、现在西方人却要插一杠子，他们用西方人一就是二就是二的直白方式，点破了莫言要说的潜台词，这种点破，对于官方来讲是很不悦的；对于莫言，是很为难的：收下这个奖状，等于承认了西方人的解读；如果愤然退场，拒绝这个奖项，那又做了二百五。(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
5、 诺奖评委错过现代中国作家而看中当代中国作家，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如果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还大可商榷。也不知道他们这次仅仅是因为欣赏莫言作品，还是冲着具有“诺奖情结”的中国和中国人而给莫言发奖？若是后者，文学奖的文学性或通常所谓含金量就要打点折扣了。
6、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惨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7、另外还有一些规则，比如不接受作者自荐，奖金只颁发给在世的作家，瑞典和挪威政府不得干预评奖工作，每项奖项只设五位评委，获奖者完全由评委投票决定等。
8、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
9、2008年的一个夏天，西班牙《国家报》对莫言进行采访。当被问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何时出现中国作家的名字，他沉默地思考片刻后，谨慎地告诉记者，“或许100年之后吧”。
10、莫言的作品，没有被客观对待。多数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随意给莫言泼脏水，反正是法不责众。
11、有内行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文风过于粗犷、原始，像是没有打磨好的半成品。
12、因为现在中国教育的思维定式，培养答题式人才，我们现在了解的文学家也都仅仅是局限于中小学课本上的作家，超过课本的话就较少人会去了解，而莫言的文章又很少出现在课本上，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仅仅只是停留在诺贝尔奖得主上，无法深入，热度也很容易下降。
13、他用西方人熟悉的叙事方式，来叙写人物的符合西方人想象的行为和心理。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这样写高马向金菊表白爱情前的心理活动：“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高马激动地想着，身上泛起一阵阵幸福的凉意。他侧目直视着离他三步远的地方，那里站着四婶的女儿金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就像于连·索黑尔在那个乘凉的夜晚里，等待着教堂的钟声，等钟声敲过九响，就大胆地、不顾死活地抓住市长夫人的手一样。等张扣的琴声一响，等张扣唱出第一句歌词时，我就要抓住她的手，要狠狠地抓住，狠狠地捏住，把她的每一个手指头都捏遍!她的脸，圆圆的，像葵花盘子一样圆圆的脸上涂着一层葵花瓣儿般动人的金黄。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她已经二十岁了。我该行动了。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张扣咳嗽了一声。高马向金菊的方向移动了一步。他悄悄地移动，他的眼与众人的眼一样，紧盯着张扣。但张扣唱的什么词儿他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司汤达《红与黑》的拙劣模仿，对人物心理的简单而虚假的描写，其中，像“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这种属于人物心理活动范畴的话语，根本不是人物可能有的想象和判断，而是作者自己的腔调和话语;至于“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的描写，则是纯粹的文艺腔，读来给人一种夸张而肉麻的感觉。
14、 诺贝尔文学奖并非高不可攀，中国作家并非必须达到上面几位的水准才能获奖，但不妨借此机会想想曾经被反复炒作的老问题：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的答案很简单：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
15、一介勤勤恳恳的作家，一位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的笔者，终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6、但是，作品本身的缺陷，也同样明显。讲故事虽然绘声绘色，在语言的遣词造句上，难免给读者造成庸俗之感。
17、我于是明白了，也许“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话的意义，不在于民族文化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人类本身的共通性。莫言对文化的理解的确有了更大的深度，他也许一直在寻找当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与西方文化的对话途径，而且也确实找到了，这是一种很有效、很生动和直观的、很深入和多面的对话方式。我想，这是莫言真正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标志，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着人类共同性的东方文化的书写，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扬、捣毁和确立、超越和归根，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18、然而，这突然到来的“恩典”，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让人觉得困惑不解：“诺奖”评委们真的能读懂中国的文学作品吗?真的认为如此的中国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给予如此的奖赏吗?2012年11月4日，小说家刘震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他的肯定的陈述里，表达的显然是怀疑的态度。要知道，在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俄罗斯，也只有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和布罗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获奖，其中蒲宁是流亡作家，而布罗茨基则已加入了美国国籍，实质上应该算是美国作家的。
19、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国瑞则直接称《丰乳肥臀》是胡说八道，并对莫言的走红表示不能理解；更有甚者，李昌霆在一篇文章中，则把莫言的作品定义为“罪恶的汉奸文学”。
20、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有多少人听说过莫言？有多少人看过莫言的作品？恐怕很少。在莫言获得这一荣誉的2012年，品石均刚刚开始工作。我真的很惊讶他能获得这样的荣誉。他的能力被全世界所认可吗？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很荣幸在他的学习生涯中阅读莫言的著作《檀香刑》。如果我要描述阅读本书后的感受，我认为“呕吐”应该更合适。在他的描述中，读者似乎在现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人性的恶性。“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我看到了另一件事：生命胜于死亡。最初的身体痛苦已全部转移到精神上，这是人类的耻辱，使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沮丧。
21、尽管他有胸襟接纳一切的不完美，却无法阻止公众将他的作品，放置到显微镜底下，接受种种世俗意义上的，或公正或不公正的考验。
22、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23、 对于”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对莫言颁奖辞“的全文，我细细看了看，才知道为什么颁奖辞的全文很难看到。我不清楚莫言对这份颁奖辞是如何看待的，但我知道，政府的相关人士看到一定会很尴尬的。
24、生活体验是写作的重要源泉，莫言作品中浓厚的乡土性情，可能正是得益于他那段时间的农村生活。那个时代的困顿、痛苦，都深入到了莫言的骨髓，成为了他给人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而莫言则把这种体验诚实地揉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25、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将“世界性”和“全球性”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也许是为了补偿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轻忽和怠慢，竟然在12年的时间里，两次将该奖颁给身份不同的中国人。
26、马悦然对此行为深感愤怒，并表示如果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就会发现，如今没有一个敢像莫言这样勇于揭露中国社会不公和黑暗的当代作家。
27、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按照赛义德《东方学》理论来理解，莫言的写作正是“被某些支配框架所控制”的写作。在西方的“东方学”的观念中，“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羞辱。……它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莫言的小说叙事，也是一种符合西方人的“东方学”理念的叙事;在他的文本里，人物没有优雅的谈吐，没有得体的举止，没有高尚的情感，没有诗意的想象，没有智慧的痛苦，没有健全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落后野蛮、可笑可鄙的“东方人”而已。
28、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现在终于“理我们”了，终于把“诺奖”给我们了。
29、我想，这恐怕是与莫言出生于纯朴的农民家庭，对乡村现实具有丰厚的感性认识有关。对莫言来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或姿态。我发现，自觉的谦卑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这种谦卑意识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
30、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说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定势可能做或愿意做的事。
31、 莫言获奖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时直今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全文。
32、当舆论缺失正常导引，必将滑入另一个极端，无辜的莫言被牵扯进来，一日不得安宁。莫言有他的信仰，不肯歌功颂德，一个敬业有良知的作家本色，不愧如此。
33、其中，《生死疲劳》堪称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支撑起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这部小说充分杂糅了民间想象与传统说书的精气，用气势如虹的文笔写出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诞，再现了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34、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35、其实在拿到诺贝尔奖项之前，莫言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不仅风格受到同行的认可，就连作品都有很多人买单。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表示中国要获者这个大奖至少要等上100多年，但是才过了4年，这个奖项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对于他来说，是个荣耀，也是一个陷阱。
36、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在2005年的那次演讲中，莫言这样谈到了自己对“思想”的理解：“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这里的判断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因为，在长篇小说叙事里，“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思想的叙事，必然是浅薄而混乱的叙事，也就是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思想”与“感觉”、“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关系。在真正的文学大师那里，感觉是渗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觉，而思想则是充满感觉血肉的思想，——他们既是理性的“善思”的思想家，也是感性的“善感”的诗人。
37、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按张清华的说法，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作品是否有足够的量，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作品世界”。现当代作家中，靠一两部作品来立身的作家毕竟是少数，比如鲁迅，更多的人——比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都可谓著作等身。在当代作家中，莫言可谓是最具持续创作能力的作家之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上逐渐坠落，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飞行高度，玩着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可以说，由于莫言和他的多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38、这句答复落音四年之后，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39、折磨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梦想，就这样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变成了现实。“诺奖”终于在颁给曾经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之后，再次颁给了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
40、他成为当代饱受争议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他的文字表意，他的创作意象，他的思路架构，为人所诟病。
41、第嫉妒莫言走红，文人心态不平和。第揭露中国社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与劣根性，在阅读上造成读者很多不适。
42、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莫言呢?
43、很多人说莫言是江郎才尽，获奖后难出作品，甚至不少业内的作家也说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旦拿下过诺贝尔文学奖，那他就很难再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44、 很多人误以为莫言是凭借《蛙》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获得的是终身成就奖，表彰的是莫言的终身成就。
45、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46、当时，我们想知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是什么力量使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也是一个写字的，那么多字，即便不走心，只用键盘敲，也会累垮我的。如此众多高质量长篇，该耗费莫言多少心神？你看，多年案牍劳形，导致他的头发日渐稀少，脑袋才会显得越来越大。
47、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他一生中经历过很多困难，曾在农村劳动改造了10年，放牛、割草等工作成为了他的日常，不过虽然生活比较苦，但他的性格还是比较乐观，他将这些看作上天赐予他的磨砺，而他则从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48、当时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消息，普通民众对此的看法大多都是感动和赞誉，然而一些民间文学爱好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联名写信要求诺奖评委取消莫言的得奖，他们认为以莫言的名气和作品，根本达不到获得诺奖的水平。
49、更为显著的就是作品的风格，不仅揭露了国家的一些黑暗的事情，甚至还宣扬了一些负能量，让这个积极向上的为主导的国家，很难接受现实的打击。很多人认为这是莫言在借着中国丑陋的风俗去迎合国外的口味，这种将自己的伤疤揭露出来给别人看的行为，是不值得国家尊敬的。甚至很多人认为莫言是一个崇洋媚外，人格、文品缺失的人。
50、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态度就是：说大人，则藐之;说诺奖，则藐之，——“藐”也者，当然不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不是目空一切的心理，而是说我们要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别仰着脖子看花了眼，把很轻的东西看得很重，把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把很丑的东西看得很美。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需要的，就是鲁迅的那种不卑不亢的高贵态度和谦光自抑的自知之明。
51、对此，张清华有一番自己的解读：这是因为莫言“通灵”。因为这一天赋异禀，他与故乡才能骨肉相连，他才会有那么多“奇情异想”，他的作品中才会充满着“大地”的诗意，“你看他的相貌，初看极端质朴，和土地上所生长的事物没有任何区别，仔细看时，却是奇异而神秘的。”
52、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53、对莫言领奖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专业水准不够上乘，作品价值有待掂量。
54、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十多年前的高行健可没莫言幸运，尽管两者的文学作品都有揭露现实黑暗丑恶的一面，可毕竟人家莫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高却是法籍。
55、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谦卑的莫言实际上是非常自信的，内心坚定的，外界的纷扰和强力一般都难以动摇他的内心独立。在文学上，植根于丰厚的民间使得他面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也不会产生自愧弗如的感觉。
56、前些天再去拜访张清华。如今他除了继续教书、带博士，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们引入国际上流行的驻校作家制度，用了五年的时间，在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苏童、西川、迟子建、翟永明、格非、韩少功等10位驻校作家，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影响到校内外大量青年学子，扩展了青年人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张清华说，写作中心的最大诉求，就是推动文学教育，在技术主义时代重建人文精神。
57、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有人问到何时才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调侃式地回答了一句或许100年之后吧。可是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事先莫言并不知道自己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奖项。
58、文学评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次充满娱乐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们的好奇心，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从根本上讲，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我们需要冷静地保持鲁迅所说的“还欠努力”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入被“文学奖”搞晕的消极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将我们的文学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领享到读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59、他们中有的人认为给莫言如此高的赞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莫言根本不配代表中国人获得诺奖，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60、在西方出版的译介屈指可数，只有《天堂蒜苔之歌》、《红高粱家族》、与《生死疲劳》这三本。
61、2000年3月，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说，“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从这种莫言多次使用的“骄倨傲暴”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意孤行的独断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是写作领域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的谦虚态度、平等精神和文化教养。从人物的角度来看，莫言所选择的，是一种异化的、外在化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形象遮蔽人物形象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话语压倒人物话语的叙事方式——人物完全被淹没在作者自己的话语狂欢的洪流里。
62、 我也怀疑那种认为莫言晚近长篇是向中国经典章回体小说“致敬”的说法。我认为恰恰在经典章回体小说面前，莫言们是没法“致敬”的，因为传统章回体小说绝大多数成于众人之手，历经数百年演化，最后呈现为多种文体复合、多种思想混杂、汇聚漫长年代文化与生活百态的巨型文本(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而《红楼梦》、《金瓶梅》等据说是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因为作者的博学多能与长期积淀，更因为作者的倾尽才力毕其功于一役，呈现为另一种形态的文化汇聚性巨型文本。总之经典章回体小说和90年代以来盛行于中国文坛的“小长篇”有本质的不同，莫言们一定要“致敬”，当代外国不少作家类似的轻型长篇或许倒是合适的对象吧？
63、除此之外一些看了作品而感受不到期待值的粉丝也加入到了嘲讽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莫言作品里面有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不够真实，是暗箱操作。
64、 尽管如此，对莫言来说，这个奖来得也并非最好的时候。获奖作品《蛙》是否达到诺奖平均水平暂且不论，但这部稀松平常的“小长篇”肯定不是莫言本人的上乘之作。在《丰乳肥臀》之后大举加入“小长篇”市场竞争的莫言，和许多以同样的暧昧与现实媾和的先锋作家一样，都失去了昔日的魔法。或许那是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或许这以后他们都陆续走上了独立创造之路，但作为读者，我宁可看他们前期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表演，也不愿看他们晚近所谓独立创作的稀松平常的“小长篇”。前者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后者却陷入呆板、僵化、单薄、封闭；前者带着上升期的稚气和锐气，后者则显出枯槁的暮气——虽然这种暮气(还有愈演愈烈的邪气)也许正是有些人所要寻找的大师气和经典气。
65、确实，现在的社会都被一些假象给迷惑，缺少了需要解开面纱的人，但是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一致对外的去谴责他。如果说莫言因为作品而被人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那么大文豪鲁迅先生那些批判国民性的作品，为什么没人去谴责呢。
66、而《蛙》则在把人物放在大陆计划生育大历史背景中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莫言对自己做了一次灵魂剖析。在反省历史和现实时，莫言的态度就是他人有罪、自己也有罪，作家应该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67、李建军，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3年生，陕西富县人。1986年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并被破格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获硕士学位；1996至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博士学位。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68、同声翻译之所以尴尬，因为委员会的评价，准确地揭示了莫言文学的本质。莫言文学是“揭疮疤文学”，揭制度的疮疤，揭社会的疮疤，揭人性的疮疤。它的方式是只讲故事，讲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不做结论，结论由读者去做。在东方文化里，这种方式是很讨巧的，读得懂的人，会心一笑，他们断不会说破莫言的心事；而在官方，只要你不说破，只要你不涉及那几个敏感词，大家便相安无事。何况，能真正读懂的并不多。
69、 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作家生于“王纲解钮的时代”，比较自由，加上自幼饱读诗书，国学基本功扎实，又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触世界先进文化，自然拥有充沛的创造力和良好的鉴别力；当代作家生于全方位控制的时代，身体不自由，心灵被禁锢，受教育机会又少得可怜，普遍既无旧学根底，更无西学修养，创造力与鉴别力自然不会好。时间上超过现代文学一倍的当代文学，六十多年里没有出现一个像鲁迅那样反抗传统而又批判地继承传统、反抗西方而又勇敢地融入世界、干预现实而又持守着文学本位的集大成者，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终结”又是将来无数个“当代文学”的“开端”的不可替代之处。
70、几年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71、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我国的文学创作其实一直都有着较好的反响，只不过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比较有分量的荣誉称号。因此一时之间也免不得让很多的文学创作者灰心，认定自己恐怕没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会有作者放弃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72、莫言说，“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清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清理的同时，许多作家头脑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具有一种优越感，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理解人生，认为作家的职业就是应该居高临下，变成人民的代言人。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令人血热的口号，但其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本身就是自己地位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而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不是你要替老百姓说话，你本来就是老百姓，你是替自己说话，你个人的痛苦、喜怒哀乐，你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跟大多数人民感受一样的话，从自我、从个人出发的写作，实际上具备了普遍广泛的意义。”
73、2012年11月，老牌文学季刊《凯尼恩评论》(KenyonReview)发表了“70后”华人学者和小说家孙笑冬(AnnaSun)的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TheDiseasedLanguageofMoYan)的文章，她认为，“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而且是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的;这种语言的病态体现在它杂糅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HowardGoldblatt)为莫言作品创造出的翻译文体在艺术上其实比原作要强”。莫言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在题为《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的访谈中，顾彬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了莫言获奖的原因：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2012年10月12日11:11“德国之声中文网”)
74、不多说了，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诺奖文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辞全文。这才真正代表一个文学组织机构的高水平，也代表了一个作家的良心。
75、莫言的辩解其实很中肯，文学本身具有一定范围的创造性，不是一笔不差的实验性记录，拿起笔就义务需要唤醒人性与理性的回归，过去的那些罪恶与悲剧，我们当代人不能重蹈覆辙。
76、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对莫言先生表示支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便是一位。马悦然认为，那些批评莫言的人，大多都是没看过莫言作品的人，这对他很不公平。
77、文学圈自古都有“文人相轻”，莫言的批判也是从文人圈子里面开始的，一开始从文学爱好者古川、北风等开始，共同公开发表了《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开信》，要求诺贝尔文学奖取消莫言领奖资格，就此掀起了一场文学界对莫言的大批判。
78、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大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79、《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的一部小说，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还是“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却使她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砺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80、如果非要说莫言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那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软弱而浮滑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他善于发现尖锐的现实问题，善于表现冲突性的主题，然而，如果往深里看，你就会发现，莫言在展开叙事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这样一种策略，那就是，避开那些重要的、主体性的矛盾冲突，而将叙事的焦点转换到人物的无足轻重的行为和关系上来。
81、但他绝没有任何对前辈大师轻视或不恭敬的意思。在他那"福克纳老头"、"福克纳大叔"式的亲切称呼中，包含的是他对前辈大师写作秘密的发现的惊喜和兴奋，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坦诚的自信感。
82、1981年莫言发表了自己的第1篇作品，从此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20多年来他凭借《红高粱》、《蛙》等作品在文学界掀起一阵又一阵波澜。2012年10月莫言成为了第1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然而莫言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赞誉，甚至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还遭到许多国人的质疑。
83、其实作品旨在嘲讽当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当时很多女婴被流产这一社会现象，但这一极其违背感官审美的描写手法，一度成为了众人对其严加批判的理由。而“吃人”这一文学情节的描写与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