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民国七年(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民国八年(1919年)，出版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九年(1920年)2月，出版白话诗集《尝试集》。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国学季刊》杂志编辑，创办《努力周报》杂志。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论著《白话文学史》。
2、在这种“欢”里，有婚约的胡适想到了“避嫌”，在23日的谈话里，他居然叫来了自己的一位同学。韦莲司看得清楚明白，胡适这种刻意为之的举动，分明就是不让他们的会面超越友谊，但在24日，胡适回程给韦莲司写信时却说抱歉，称自己粗心大意，23日整晚都在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聊天。也许，正是因为胡适的矫枉过正，让韦莲司在那一刻里看清了他这个东方青年，也看清了自己将来会在他这个东方青年面前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3、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4、关键是鲁迅要求罢课甚至解散女师大，胡适却不认可。胡适认为这10年学生在四处搞运动，搞得大学一片混乱，连基本的教学都难以开展。
5、五月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十一月发起组织政治学会。
6、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7、会址在纽约。余先生是会长，张先生及二位周先生都是副会长，区区聊充理事长兼董事长。同时，胡适研究会经申请成为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的一个分会(affiliatemember)，并在同年的年会中，举办了两场相连的小组讨论，题为“胡适与他的朋友”，张朋园、周明之、周质平和我各提出论文一篇，余英时及MichaelGasster分任两组评论人，听讲者近百人，可见题目甚为引人。这是胡适研究会的首次学术活动，也是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试验。
8、20世纪30年代，胡适(右二)与友人的合影
9、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但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就是说，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认为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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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同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表达了想要让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与之共事的希望；4月17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论文《先秦诸子之进化论》；7月，从美国返回；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元培推荐人才。(胡适是正面人物吗)。
12、胡适和无数留美者，都经历过种种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但在他们的文章中是不易看到的。绝大多数默默地接受了，因为留美意味着多种空间的享用，如理想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知识的空间、感情的空间和行为的空间。而且，他(她)们的身体里，流淌着“水文化”。水的特质是低调、谦虚、灵活、博采、包容、忍耐、融合、奉献、净化。集结起来，就是：正面思维、乐观努力、积极生存、顺势而进。因此，从历史上看来，华夏民族是由小而大。19世界中叶以后，历经战乱，九死一生。然而，由于传统的“水文化”，我族不断向海外发展，在世界各地发展前所未有的空间，美国是其一。美国是大国，它所提供的空间也是广大的，而且有优质的各种资源，天然的与人文的。胡适和他的学生，帮助当代及后世去发现和开发这种种的空间，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值得今人去回想和纪念的。
13、之后，胡适的父亲，双脚到了已经无法行走的时候，才被“放行”，渡海回到了厦门。没过几天，就悲惨地死在那儿，当时，年幼的胡适，年仅3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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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有相聚就会有离别，但即使偶然的小别，也能让胡适不胜惆怅。对此，他曾在日记里说：“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远去的朋友”当然是韦莲司。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胡适与韦莲司的道别让他沿用了中国古代旅行折柳赠别的习俗，让韦莲司在不经意间看透了他身上浓郁而古老的东方情结，也对他开始了发乎情、止乎理的长达五十年的相思相望。
16、 1912 年二十二岁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研究会部干事。
17、他们的不同，自己不能说清，我们这些后人要在理解的同时，替他们找到内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
18、自然，他们的遗产也有诸多暗点和瑕疵，我们可能会挑出无数遗憾的所在。可是总体而言，这两位思想者与先驱者，为我们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许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们的文本里。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19、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鲁迅思想靠近苏俄，胡适则一直在美国文明中游动。前者在俄苏文化里浸泡，观点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国为师，避免社会暴力冲动，无法与鲁迅为伍则是自然之事。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20、1935年，蒋介石“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在美国收购白银的举动的打击下彻底破产。在英国人主持，美国人支持的背景下，蒋介石的币制改革只能走一条邪路——采取外汇本位制。以美元和英镑作为发行民国货币(法币)的准备金，所以美元、英镑的储备多少就成了民国经济，至少是“国统区”经济稳定的基石。同时这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是否能撑得住正面战场抵抗的关键。而当时民国政府获取美元外汇的主要途径就是向美国出售白银，这个过程自《中美白银协定》签订后正式实施。这样，中国的经济、金融就被牢牢的捆绑在美、英的经济车轮上了。在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美国是否还愿意履行《白银协定》，维护本已走上邪路的民国货币体系，稳定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就成了美国是否抛弃民国政府的一个硬指标、风向标。
21、再加上那时的胡适也老了，所发表的意见与强大的压力比较，显得不痛不痒。譬如在一九五九年，正是《自由中国》反对国民大会打算“修宪”以使蒋氏连任闹得最凶的时候，雷震也正忙着“组d”的同时，胡适一方面拒绝担任新d的主席职务，一方面在《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试图对当局婉言相劝，要他们能够容忍异己。在《容忍与自由》里面，他借中古欧洲宗教领袖对不同意见的迫害，引发他的议论说：
22、我d排在上海的地下d，有个重要的负责人叫做冯雪峰。大家也许不敢相信，鲁迅有些文章其实是冯雪峰写的，给鲁迅过目以后署名鲁迅而已。这些文章都是有着浓重政治色彩，换句话说鲁迅几乎成为我d的外围d员，最低程度也是合作者。
23、幼儿园生活的结束，未来的日子也就“甘尽苦来了”
24、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地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了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25、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基本的“帮助”，就是继续履行《中美白银协定》，继续购买中国的白银换取美元，为民国的法币系统提供“压舱水”，稳定中国的经济。然而，这样的帮助完全是为它日后在中国“插一只脚”打前站的，切不可以为美国对中国有多大的善意。而这样的用心也尽人皆知，当时，1937年8月30日英国伦敦出版的《X射线报》这样评价美国的这个举动：
26、过了一段时间，冯顺弟见家中平安无事，就用筷子去夹竹筒里的“八字”，结果把江冬秀的给夹着了。这样一来，她认为江冬秀和儿子订亲是“天赐良缘”，迅速与江母一起决定了当时只有14岁的胡适和15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
27、1953年胡适、江冬秀、韦莲司合影1953年胡适、江冬秀、韦莲司合影
28、就这样，胡适在“趣闻”里与江冬秀结婚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为此，胡适在婚后私下里对友人直言相告：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又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可见，胡适是把坚守婚约看作是对母亲的回报，才不毁婚约，这中间多少一种殉道式的悲哀。
29、1913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租住韦莲司家在绮色佳镇橡树街120号的房子，与韦莲司相识了。胡适在日记里说，“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但韦莲司则“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就像一道阳光照进了初涉美国社会的胡适的生活。
30、青少年时代，我就被灌输了一些现成的学说，例如：华族素来“安土重迁”，对外界不感兴趣。到美国后，又吞下了一些汉学家的理论，以为中国人有仇外的积习(xenophobia),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战乱是个实例。等到我自己开始教书，在讲堂里如法炮制一套。渐渐地，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因为如此说法，有些文化和历史现象无法解释。经过了一番怀疑和思考，其间常以胡适留美史、中华民族境内移民史、华族移民海外史为实例，我得出一个结论，前人多以偏概全，以部分论整体；事实上，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多种多样，思想和行为都不可一概而论。
31、胡适是编导浓墨重彩地表现的一个主要角色，他的戏份很多，其中关于他和女性的剧情占了不少。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
32、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由于学历不高，久久没有工作，胡适得知后，为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了份工作。
33、胡适乃美国现代实验主义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图里，规划前行的路。他在对西方思想的译介过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宁与朴素，是一个远远观照病态社会的清醒的审视者。他拒绝血腥、呐喊，把美国制度作为楷模，以理性之思处理文化难题与社会难题，这在那时候的中国不是能够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来之难也可想而知。
34、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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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37、“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38、俄罗斯文学是宗教深处流出的声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飘忽不定里，有坚韧的东西。那些最美的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嘈杂、血色里喷射出来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俄国某些地方很像，压抑、单调、毁灭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间者，方有亮光的闪动。鲁迅是这样的穿越者，自己遍体鳞伤，样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狱里的鬼气。
39、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可是胡适中规中矩，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但在气韵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学术又不同佛学、禅宗等等，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40、我读高中的时候，台湾正处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但民主思想也同时处于萌芽崛起的阶段。当时有一本名叫《自由中国》的半月刊，经常刊登与当局意见相左的文章，这本刊物强调民主，主张自由，由雷震担任总编辑，公推胡适做他们的发行人。他们与当局闹到不可开交的那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事，因为蒋氏在此之前已连续担任两届十二年的“总统”。依“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所以蒋先生到次年的五月十九日任期结束就得下台，然而当时的执政d国民d执意要他继续领导台湾，他自己的意愿也是一样。而《自由中国》认为这样不合法也不合理，希望蒋介石先生不要寻求连任，一切依“宪法”的规定行事。
41、我当时的心情很特别，对被捕的人我很同情，从表面上看现场逮捕是个强凌弱、众欺寡的例子，但“颠覆国家”也许是个重罪吧，所以我对他们的同情是带有些犹疑的。那些事之所以深烙在我心中，不断震撼着我的其实是四周老师的伪善与绝情，一个人眼见他们的朋友被抓走，不伸手救援已经够没道义了，事后又装出没任何事发生的样子，不是彻底的冷血吗？而且冷血的不只是几个人而已，那时整个学校、整个社会对这类事的反应都是一个样子的，麻木的感情、腐朽的灵魂，真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时我想，孟子之所以要提倡做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要做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英雄，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即使在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时代，已经太多懦弱的、不明是非的人，太多出卖朋友甚至出卖自己灵魂的人，由此说来，中国的堕落来自祖宗，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时胡适的三论自信与反省的文字就深契我心，我周围的事不断印证他的言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堕落的民族，“中国不亡断无天理”，百年来列强加诸中国的掠夺戕害，只是上天给一个罪无可逭的人最便宜的一种惩罚。
42、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4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读《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当读到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与《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时，受到影响，从而成为无神论者。
44、武昌砍头案嫌疑人胡某“持证杀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吗？
45、胡适为了表明同信件无关，公开说说出自己看的真相，还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
46、“许多人”、“有人”就指胡适、陶希圣等人。既然胡适能托陈布雷把意见送达“天听”，蒋介石对他的这些“高见”的敲打自然他也能知道，这对胡适绝对是个震慑。蒋介石这么说话不是代表他不卖国，“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恰恰说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但是，他还想着有自己能做主的一块地，为了“这一块地”他不是不肯彻底就范于日寇，而是日寇的野心已经让他觉得自己的“这一块地”保不住了。所以对于能影响他“这一块地”的既得利益的言论，他会适时、适当的敲打，这个倒与汪精卫光棍式的不管不顾有些不一样。受了这样敲打的胡适，不有所触动，是绝无可能。
47、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读《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当读到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与《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时，受到影响，从而成为无神论者。
48、(本文是《胡适与他的学生》一书的“代序”，原题为《为什么研究胡适？》，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49、只是当时这还是地下恋情，因为那个时代很难接受师生恋，被认为是有违师德的行为。
50、甲午战争爆发后，胡适被从台湾转回到了老家安徽绩溪，而他的老父亲却未能如愿跟随孩子一块转移，即便当时双脚得脚气病，严重到很难行走，因为必须得留在台湾帮助处理各种事务。
51、我很晚才发现，我最初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其实是一场误会。我把四周的禁制当成压迫，自由主义就是主张把那些压迫尽数除掉的一种主义。人在没有任何压迫之下，才能算是自由，这种论调有一点清末革命d人的气息，也跟参与戊戌变法最后落难的谭嗣同很像，他在他的著作《仁学》上大谈“冲决网罗”，自由就是这样，要把外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羁绊、一切阻碍去除干净。一个没有任何外在羁绊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人吗？这是否意味着人必须置身在真空状态中才能享有自由呢？这一点我从来不曾细想。后来我才知道，自由其实是人内心的一种境界，自由是教人如何从社会与自我设下的重重难关中找寻最大活动的可能。自由并不是要扫除所有的阻碍，何况外在的阻碍任我们如何扫也扫不光，要知道鸟没有逆向的风是飞不高的……然而像这样比较细密的、不浮光掠影的思想方式，在我少年时代是完全没有的。
52、从这里大概就能看出，胡适是个个性鲜明，追求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