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道德主体双方地位不平等，一方是强者，一方是弱者。弱者对强者的道德关系就是服从：子女服从于父母、卑幼者服从于尊长者。这就逐渐养成了父母的家长作风和官长的长官意志，养成了强者的霸气和弱者的奴性。
2、孔子的政治构想，其实是想培育民众的道德自觉、自律精神和规则意识。而这些东西，在现代社会被称为“公民精神”。
3、道德人格的本质应该是内在的道德修养，而现实中人们注意和起作用的则往往是外在的道德评价。道德本就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规范，而儒家对人的道德要求更高。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儒家提倡的高尚人格和美好德行这种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自我的内在塑造虽然至善至美，但这些近乎圣贤的道德要求，又有几个肉骨凡胎能真正做到呢？尤其是在那个本来就充满不合理制度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就与这种道德追求有着自相矛盾的本质抵触。因此这种追求在实践中始终充斥着妥协与变种。最终的结果也往往只能是对“好名声”的追求和对于恶名的躲避，而这已经变成浅层次的外在追求。加之入仕的要求和社会评价等因素，很多情况下浅层次的追求都有可能改变味道，道德上的“好名声”不过是求官逐利的需要罢了。
4、“亲亲”思想强调对亲者无原则的维护，培养的是一种私德、私情
5、具体体现在几方面。首先是对明朝的认同，不仅是政治、文化上认同，更是社会、情感上认同。他们的史书《小华外史》中就说，朝鲜虽然是属国，但和域内没什么区别。明末还有士人说本国是“大明之朝鲜”。
6、所以，臣与子的服从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君与父要先有个好样子。
7、大明建立，儒学再一次开始萌芽成为士大夫的首选之学，至此华夏大地剩下得相对完整一点的也就剩儒学了(已然断代)，其他经史典集毁的不剩啥了，有的都成神话传说了！(儒家就是奴性文化)。
8、在古代中国，一种非常稳定的封建等级制度代替了真正的历史，封建时代的中国徘徊在世界历史进步的格局之外，只能等待着一些因素的诱发才可以得到积极的进步，比如清朝末期的中国被先进的英国敲开大门，八国联军都来了，才完成了社会的大变革。不然仍然是袁世凯称帝，整个国家永远的封建循环下去。
9、“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10、隐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人人都做了隐士，躲到深山老林里去，那皇帝还统治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1、孔子是反对暴政的，在他看来，那些以专制暴力统治百姓的人终将不得善终。
12、作家梁晓声有四句话，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13、它会成为书本上的文章词句诗篇音律，成为一个民族乃至政权教化大众的基本路径，一代一代的灌输最终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政权的的基本共识和行为模式，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烙印”。
1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本意是说：如果君像个君，那么臣就像要有臣的样子；如果父亲像个父亲，那么儿子就要有儿子的样子。
15、满清入关以后，一是剃发易服，残暴屠杀；二是大兴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
16、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17、这是一种政治、文化默契，朝鲜诚意归顺于中原王朝，中原王朝则会以仁厚回报。
18、而汉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再一次进入一个动乱的时期，三国鼎立到魏晋南北朝，华夏大地遍地林林总总的政权，每一个政权的寿命不过几十年而已，整个社会体系分崩离析，自然就更谈不上文化体系的延续了。
19、 就如上面所提及的，刚健的、抗暴的、以仁为主导的儒学，本是诸子学之被独裁者看中并国家化后，实际已经被洗心革面、抽髓换骨，转为奴化价值观的疏灌与培育，历代儒生、士大夫或欢喜或不自觉中成为给国民洗脑的中坚力量，多是像“山东大儒”叔孙通那样，是王权门前的“看家狗”。歌功颂德惟恐人后，奴化人民不遗余力。
20、明朝时，朱元璋给他们赐了官服，国王、妃子、百官都有。朝鲜君臣得到了中华衣冠，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史书写到这都是眉飞色舞的。那种喜悦有点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父母还给自己买了新衣服。
21、另一方面就是军事保护。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李朝全国八道，就是八个省吧，七道沦陷，国王只好向明朝求援。
22、中国国民的传统人格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人格，二是尊者人格。尊者人格依靠其政治身份、社会地位获得。而道德人格更具有普遍性。国人的道德人格及儒家道德文化的特点对国民性格既有积极影响，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23、经过盛唐的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至宋朝，程颢程颐朱熹开创的程朱理学再一次把儒学推向一个高峰，但北宋灭亡崖山一战丞相背着小皇帝跳海，岳麓书院学子为保华夏文化气节集体殉难，自此汉文化再一次断代！
24、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关系，是西方定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东亚不一样，国际体系是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朝鲜是体系的一部分。
25、这里边我需要看，这个国家民族是否有文化，这个文化又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这个国家民族提炼出了什么有价值的文化，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经历了多少个历史周期的沉淀,这个周期是衡量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和客观性的重要指标，时间是人类文明的一条终极定律，它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一切，时间定律是科学更是哲学。
26、《论语-宪问》有人问孔子：“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子听后并没有直接做出回答，而是反问：“如果用恩德来报答怨恨，又该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所以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故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也就是以率直、公正、坦然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对待仇怨，既不为感情所左右，也不存有私心与成见。
27、而中国对应的有个孟子：(约前371年-前289年)，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与孔子并称“孔孟”。
28、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并不是针对“儒家文化”，儒家只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一部分方士有着双重身份而遭殃的，在后来就是元朝，元朝的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系统的文化体系，到了明朝和清朝就出现了“文字狱”，我想这个“儒家思想毒害中国两千年”锅应该是这个时候彻底支起来的。
29、萧衍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进了佛教与儒家道家的深度融合，为佛教本土化的禅宗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30、其实这两种人，我认为都是一些对儒家文化的了解的似是而非所谓有文化的人。他们对孔子向老子学派求师问道、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这些孔子学派家喻户晓的理论竟然视而不见。
31、所谓的“在野史学”，文雅的说法是“非主流”历史研究者，就是和主流历史学派、正规研究机构相对的，非主流、不正规的学者。这个学派大多数人只是历史爱好者，也有一些在高校任教，但严重缺乏学术精神，对正规、主流的历史研究方法不屑一顾。
32、 这方面，曾国藩就是典型，满口仁义道德，杀人放火白骨如山，外号就是“曾剃头”，屠杀中国人的臭名昭著刽子手，却是被誉为蒋介石崇拜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儒家”，被今天的“新儒家”顶礼膜拜。事实上，曾国藩是满清王朝的第一“汉奸”，在有能力推翻满清王朝的情况下，故意心甘情愿的匍匐在满清皇帝的脚底下磕头，替满清皇帝与上海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勾结“洋人”残酷镇压“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中国人。倘若曾国藩与太平军、小刀会“合兵一处推翻满清王朝”，应该是恢复汉族管理中国的基本格局大好时机。
33、宗教文化或者说宗教信仰，他的本质是让人的灵魂得到安宁，这其中存在大量超越性的非理性范畴，是介乎于抽象与实相的中间地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凭个体自身的感觉，这种东西是注定不能成为现实世界的主导逻辑的。
34、道德主体双方地位不平等，造成国民的霸性或奴性
35、所以，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出贵族，因为养育贵族精神的社会土壤不存在。
36、即便有叛逆者打破常规带来了改朝换代，人们无非是再去忠诚于新的统治者，这样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变革。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学习中国转为向西方学习，才带来了整个社会变革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不必觉得自卑，但客观的看历史是必要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要带着感情和偏见。
37、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38、缺乏独立思想的人，难以做正常的逻辑思维，阻碍了理性的发展，容易受到蛊惑而被人操纵；缺乏独立思想的民族，很容易产生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就是盲从盲动。
39、汉人的脊梁骨彻底断了，而儒家至此也基本面目全非了！
40、直到最后清王朝的结束，社会的进步也并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影响，是因为外国人来到这里甚至殖民了这里才造成了根本上的变化，不然凭我们自己或许现在仍然是皇帝制度。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而儒家的说教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君即为报国，把人与人分成了严格的三六九等，并且等级非常顽固，非常僵化，官员的儿子还是官员，农民的儿子一辈子还是农民，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主文明就会很难成长。
41、儒家学说以不弃细土，海纳百川的胸怀。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儒家文化这个民族灵魂，中国早就被其它文化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