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对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特别赞赏。茅盾自觉地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借鉴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风格。巴金把托尔斯泰看成自己的外国“老师”。周立波的创作也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写道:“读托尔斯泰,像泛舟明月之下的江流,在乳色的光芒中,你漂浮着,你看见汹涌的社会的潮流,也看见小女儿的私情的小浪。”
2、“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个世界从来只有更美，而没有最美。而最靠近完美的一刻，就是最容易走向相反的时刻。
3、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4、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欣赏者。他曾说过：“我对中国人民的气质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永远怀着深厚的敬意。”特别是到了晚年，当他认识到自己所处阶级的没落，看到了俄罗斯帝国的颓败，他试图寻找精神得以皈依归宿的文化家园；故而，他特别倾心于中国人民的淳朴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古雅脱俗。托尔斯泰一再地表达对中国古代圣哲景之仰之的感情。
5、当20多岁的巴尔扎克一度成为巴黎阿斯纳尔图书馆的常客时，他就已经开始研读《天工开物》一类的中国典籍。他不懂中文，但他从书中许多珍贵的插图上，看到了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伟大；他自称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的了不起，因为它能把征服者同化，它有比《圣经》或神话更古老的历史，它有宏伟壮观的历史性建筑和完备严谨的政治机构，在许多世界性的文化发明中，中国人多是捷足先登的。
6、托尔斯泰生于贵族家庭，1845年入喀山大学，1847 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7、Photo@MikeMalling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8、而对于为什么封禁此书，坊间猜测这是因为这本书触及到了当时沙皇俄国封建势力，对于当时时政颇有讽刺和不满，引起了上层人的警觉。但是你仔细往下推敲，却发现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
9、充实的军队生活一结束，托尔斯泰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欧洲游历。欧洲文学和艺术世界的瑰丽使他大开眼界，那部非常知名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在这段考察后写出的。
10、一方面，传统的俄罗斯是宗法社会，东正教决定了人们思想感情的方式，托尔斯泰也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不管他的态度是接受抑或是有所保留。
11、从此之后，托尔斯泰与孔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884年的日记中，他多处记述了研读孔子及其学说的情况，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也是在这一年里，托尔斯泰写出了两篇著名论文《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
12、但是，托尔斯泰也并没有完全走向欧洲的个人主义的启蒙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思考常常游离于二者之间，有时像一个教徒，有时像一个人本主义者。
13、人类生活的改革论。托尔斯泰清楚地看到了“方今之世为改革时代，人类生活当起一大变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当时世界的主潮，又把改革的宗旨定在人类生活的进步，所谓“余以为国家改革，当从国民性质中自然生出，自成一特色，虽与别国形式上绝无一相似之处，无害也”。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托尔斯泰却把无政府的最高道德、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状态、东方文明的范型和模式等作为改革的理想境界。他的改革论可以表述为重精神的改革论、重农业的改革论、重东方的改革论，诸论都与推崇中国文明有关。
14、马克·吐温对美国基督教士梅子明(WilliamScottAment，1851-1909年)在中国的恶行和丑行的公开揭露，正是这一世纪之交的“祝词”的一个绝好注脚。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被镇压下去，出现了八国联军扫荡京华的暴行。作为西方文化力东渐的主要代表的传教士们在这一事件中，公然脱去道袍，穿上军装，拿起毛瑟枪，为外国侵略军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长，实践了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抢劫是一种最高尚的伦理学”的强盗理论。
15、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 小学语文 书。
16、后来人们总结托尔维尔的革命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维尔定律”，他指出大变革到来之际，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统治最衰落、最腐朽的时期，而是发生在变革之际、发生在往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当实际的政权统治者和后来政权利益享用者之间出现断裂之际，社会阶层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由此促进社会变革。
17、1905年，俄国一众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终于发生了，但是这次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俄国文艺繁荣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18、1828年，俄罗斯帝国在改革和镇压、现代化和传统之间，来回摇摆，就在这一年，托尔斯泰出生了。
19、托尔斯泰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迟缓的“中国病”，相反较之欧洲的竞争、日本的武化，“中国且胜于彼等什佰千万也“。世人应共同注重的事情是“精神之发达”，而不当注意于机械。因为精神亡，机械反过来会伤害自己。而精神之中，重在真自由，“所谓真自由者，人民之生活无须乎政府，无人为其所制，人民之所服从者，惟有最高无上之道德而已”。
20、但实际情况下的俄国，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21、在这两封信及其他一些论著中，托尔斯泰表达了如下一些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观点：
22、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23、当然，如果更深一步地考虑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唯物主义思潮和巴尔扎克高举的现实主义大旗之间的思想联系，则对于我们的第一个答案将更有利。但是，由于笔者缺乏材料和研究，只能先在此提一笔。
24、托尔斯泰写给辜鸿铭的信《致中国人的一封信》
25、托尔斯泰认为，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在人类生活正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起巨大的作用。
26、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同情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坚决地谴责了英法和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当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作《黄祸图》，又掀起一阵“黄祸论”时，托尔斯泰立刻起而驳斥，称德皇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所谓“黄祸论”只不过是一种已落后于时代、1800年的“粗鄙的、异端的、爱国主义的观点”。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他又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中斥责了这种野蛮地、无人性地瓜分中国的行径。
27、所以，在临死前，托尔斯泰至死都不想再看到索菲娅·别尔斯一眼。
28、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热烈推崇，曾经相当强烈地激励过当年的一批中国人，但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很快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消极无为态度感到失望。诚如列宁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理论，表现的是一种“原始农民民主的情绪”。很遗憾，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中国文化中的消极面被他美化了。和对待巴尔扎克的中国文化欣赏态度有相同之处，我们不得不从民族自尊的低层次情感中走出来。
29、这是俄国最高的社会阶级，托尔斯泰就是其中一个。
30、与巴尔扎克不同，另一位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的世界级文豪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年)，主要是采取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同情态度。马克·吐温活跃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之初，正是“西力东渐”，西方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采取了多重的欺诈和压迫，并暴露出了西方列强那伪善和侵略的面目的时候。在一篇题名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词》中，马克·吐温以他特有的辛辣和讽刺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托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塌，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色巾，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
31、在巴尔扎克居住的巴黎卡西尼街一号楼下，住着一位画家奥克斯特·波尔热。两人是一对好朋友。巴尔扎克把专写动人友谊的短篇小说《无神论者作弥撒》题赠给波尔热，波尔热借给生活拮据的巴尔扎克一笔不小的款子。尔后，波尔热到中国旅行写生去了。一年后，他回到法国，需要钱用，但巴尔扎克却还不起这笔债。于是，巴尔扎克决定“以文抵债”，专作一文，向公众推荐波尔热的写生画。这就是《中国与中国人》一文的诞生之由。然而，巴尔扎克并没有把该文作为一篇应景之作，而是以此为机会，调动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感情积累和知识积累，作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论文式的中国研究，成为《人间喜剧》之外的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部。
32、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不仅当时沙皇政府要封禁它，就连远在西边、倡导自由的美国也不得不开始谨慎对待，因为这一本书传递的思想，有解构社会伦理的危险。所以，后来沙皇俄国政府能够在索菲娅·别尔斯的劝说下同意解禁，也不能完全说这不是一个开明的皇帝。
33、证之20世纪之交的历史和现实，托尔斯泰又分别赞扬了中国人在“欧洲伪耶教”凌辱面前和在日俄之战中“又受种种无道之行为”时的忍受力。他称这种忍受精神为“得耶教之微旨，合各国宗教之原理(耶教亦在其中)，实远出乎欧洲所谓耶教中人及俄国政府之上”，从而使他对中国人“敬之重之”之情“更有所增益”。
34、当30岁刚出头的巴尔扎克已经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之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描述中国元朝人民反抗赋税的杂文《中国人促狭税吏的办法》。其中写到，中国人都是发明家，他们比法国人还要文明开化得多。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还不曾学会记字。如此等等。这种对中国文化由来已久的偏爱和欣赏，自然使巴尔扎克成为一定程度的“中国通”在他的《人间喜剧》中，不时可以看到对中国事物的描绘极其具体和详尽，如在长篇小说《幻灭》中，他大段叙述了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所用的原料，它的工艺和产品，及其优于法国的同行之处。这些专业知识，足令某些中国学家相形见绌。
35、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托尔斯泰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德莱塞、萧伯纳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36、1850年，托尔斯泰对百姓和家园感到失望和厌倦，无法承受沉重的负担。1851年，他便逃亡高加索，投奔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天朗气清的山区使他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之树初次开花结果，《童年》《一个地主的早晨》《袭击》《少年》诞之于世。
37、对于巴尔扎克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向来是令人欣赏和受到赞誉的。这不成问题，因为，文化交流总是具有某种联络感情和融通心理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超阶级、超民族和超时代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发行量远远超过了法国，而这位世界级的大文豪却又如此欣赏中国文化，这两件事实在都可以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但是，如果我们从19世纪特定的环境和巴尔扎克本人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来看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就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巴尔扎克会如此做？
38、本书是托尔斯泰的绝笔之作，是一位伟大文学家对人生、社会的最后思考和总结。全书分为三十一章，每章探讨一个专门问题，包括信仰、灵魂、上帝、爱、不平等、暴力、国家迷信、真、恶、死、幸福等主题。
39、另一方面，欧洲的启蒙精神亦深深影响着俄罗斯，这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俄罗斯传统信仰的根基，启蒙精神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亦是显著的，这使得托尔斯泰对东正教基本的教义体系产生怀疑，他不会像一般教徒一样思考信仰问题。
40、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41、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42、不久后，两部巨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继问世。罗曼·罗兰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最宏伟的史诗”和“现代的《伊利亚特》”。书中，以俄罗斯历史为背景，再现时代的英雄人民、民族的迁徙和各国的战争。托尔斯泰将内心似火的朝气与时代融为一体，思索着心中之博爱该撒向何方。为此，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43、尼古拉二世竭力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初期所带来的贫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又让很多问题凸显，而托尔斯泰则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放，在他笔下，资产阶级的崛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这一对立和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可能回带来巨大隐患。
44、在1900年圣诞节前夕，在美国《纽约太阳报》上发布的一条消息中，透露了美国公理会差会部以梅子明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的丑行：“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断然否认传教士有复仇的念头，否认传教士曾普遍地参加抢劫，或自从被围以来做过不是环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手并不比德国人的铁拳好。如果你用软手同中国人打交道，他就会加以利用。”
45、《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修订本)》，忻剑飞/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
46、不过，谈到巴尔扎克的思想和文化观点，则不能不考虑到他身上这种尖锐的内在矛盾。当巴尔扎克倾心于中国文化之时，除了一个文化巨人对人类的别种文化的真挚感情，除了一个现实主义大师对人类的各种物事的高雅兴味之外，巴尔扎克身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种对东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欣赏态度呢？因为，同样是赞美、欣赏中国文化，时代背景的转换可以使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47、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的一个贵族庄园，家庭地位显赫又具书香气质，从他孩提时代开始，父母的爱就播撒在了心间。上大学后，托尔斯泰不屑于和一些纨绔子弟为伍，一头扎进书海，探求人生真谛。
48、当时俄国文艺繁荣的基础，是建立于俄国国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的，但是对于俄国一众人而言，这样的改善已经远远不够，相反，改善所带来的进步暴露出的问题让这些人难以忍受。
49、 怎么办呢？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下设一个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他们最后决定，最好是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样做，既可以显示国王的宽宏大量，又可以节约开支。
50、1855年，他在达塞瓦斯托波尔英勇作战。枪林弹雨中，他开始写《青年》。经历了越多的世故，他的博爱之心越发坚定不移。他对那些嘴里大谈仁义道德，却对生活堕落的艺术家极度反感。为了更好地投身文学，1856年，托尔斯泰辞去了军职。他将工作方向再次投向了民众。1860年，他心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去世，对他打击极大，几乎动摇他对善和生活的信仰。然而，在这摸爬滚打的探索时期，婚姻的美满让托尔斯泰再次享受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与安宁。
51、后人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对于他82岁高龄还离家出走的经历往往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满了对于当时社会的绝望的，这种出走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对于现状出路的寻求和探索，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重重的身份标签：
52、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性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精神世界最真实的一面，托尔斯泰对人性的思考主要由俄罗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激发的。
53、一方面，传统的俄罗斯是宗法社会，东正教决定了人们思想感情的方式，托尔斯泰也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不管他的态度是接受抑或是有所保留。
5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年－1904年)，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55、离开大学后，托尔斯泰在故乡度过了几年读书时光后，随哥哥参军入伍。服役期间，他不仅意志和身体得到了锤炼，更在文学世界崭露头角。以自己生活为蓝本的小说《童年》发表后，惊动了俄罗斯文坛。
56、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57、1883年冬季的一天，托尔斯泰得了重感冒，虚弱不堪。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朋友送来的孔子的一些书，他还说要认真读一读呢，却一直没来得及看。正巧利用这次闲暇机会，托尔斯泰拖着虚弱的身体读了起来。这一读，令他精神振奋不已。
58、其次是由于巴尔扎克本人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内在矛盾。诚如傅雷先生指出的：“归根结蒂他(巴尔扎克)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同时是一个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想家。”(《傅雷译文集》(第6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页。)巴尔扎克的自白更突出地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他说：“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即宗教和君主制，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故都在强调这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这两条大道上去。”还好，历史并没有按照巴尔扎克的上述愿望走向宗教和君主专制，巴尔扎克自己也在实践中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才使其成为光彩照人的世界级文化巨星。
59、首先是由于巴尔扎克与18世纪以来法国文化的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从来就是巴尔扎克推崇的文化巨人。这些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热情爱好者。但使巴尔扎克自幼就与这些18世纪法国伟人们发生联系的中介人、启蒙者，则是他在《中国与中国人》一文中所提到的“一位亲人”，即他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他甚至对阿斯纳尔图书馆的馆长先生说，他父亲收藏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就优于该馆的中国藏书，在巴尔扎克这样说之前，那位馆长还刚刚为该馆在这方面藏书居全巴黎之首而洋洋自得呢。
60、托尔斯泰的作品几乎总带有自传的性质。他在军队患病之时，写下《童年》，来重温早年孤寂而又充满诗意的日子。透过《童年》，可以感知到托尔斯泰那份永不泯灭的童心和爱心。这一阶段，他发表了众多的作品，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高加索诗篇《哥萨克》。托尔斯泰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幸福的憧憬抒写得淋漓尽致。他对宗教万分信仰，用文字疯狂地书写心中的大爱。
61、别尔斯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丈夫的一本书来求情，这本书，知道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托尔斯泰给这本书定价极高，高到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它的内容却相当劲爆，这本书就是《克莱采奏鸣曲》。
62、1905年，上海人张庆桐在奉派往俄国学习期间，因与一俄国人合译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李鸿章》(梁启超著)一书，遂以向俄国的“诗文巨子”托尔斯泰赠书的名义，给托尔斯泰附去了一信。他在信中感慨了一番俄国在彼得大帝之后国事勃兴的历史，称托尔斯泰著作如译至中国，将使中国人“恍然见山斗在北”，“骤生亲仁善命之感情”，并指出在白种人中，对于中国老子“无为之旨”，托尔斯泰是“契之最深”的。是年12月1日，托尔斯泰欣然回信。
63、在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巅峰，《复活》出现了，对世界的爱和憎恨交织在了一起。最终，人道主义战胜了托尔斯泰矛盾的一切。许多人都认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中，评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道德”，即爱心、真诚和善良。尽管这份大爱有些封闭，受到停滞落后的俄国乡村生活的局限，但他英雄的气概值得敬佩。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使托尔斯泰可安享一生富贵的生命，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在“痛苦”中生活。为了心底那份大爱，坚守到底。
64、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65、忍的伦理哲学。托尔斯泰自称“虽于中国伦理哲学未敢谓悉其精蕴，然研究有年，知之颇审”。他觉得中国伦理哲学的精义在于一个“忍”字，这正合于他的“不抵抗”理论。他说过：“余观中国人而信人民之美不在强有，不在杀人，而在乎能忍，虽有怒之辱之，损害之者乎，其能忍如故。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中国人其有焉。是余之所谓中国人之功也。”
66、他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普希金还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
67、一年后的一天，国王审阅收支账目，注意到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开支并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就是六百多法郎。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你们总得想个省钱的办法来处置这个流氓才好，现在这个办法太费钱了。"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有一位说："诸位，依愚之见，我们得撤掉那名看守。"另一位大臣反驳："这样一来，这家伙会跑掉的。"第一位说："那就让他跑掉好啦，这该死的！"
68、不过，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都还没有把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融入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体系中去。一般来说，他们还常常是通过具象世界来议论中国的。而把自己的中国观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是19世纪文坛上的另一个天王巨星——托尔斯泰(L.N.Tolstoi，1828-1910年)。
69、我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别的人来拯救我们自己。
70、另一次通信，是在次年，即1906年3月，20世纪中国文坛一怪杰——辜鸿铭，将其英文作品《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书，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勃罗江斯基，转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先叫秘书致谢，当年10月间又亲自写了一函，题名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该文在20世纪初的中国流传甚广，译文刊在《东方杂志》1911年1月号上。
71、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扩展资料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4年入喀山大学，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72、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73、人道的真科学。在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眼光的观照下，近代世界种种科学的发达，仅仅是一种物质科学的进步，如医学的新发明、医院、摩托车，等等。然而，这些物质上的进步，几乎都是被富人享用去了，平民是没有享受的权利的。所以，它们称不上是真科学。真正的科学应是尊重人道的。托尔斯泰认为：“真科学是孔子、耶稣、佛的科学。这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而在这三者中，托尔斯泰又更推崇老子。这是与他最终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惊人之举完全合拍的。
7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生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个名门贵族。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自小成了孤儿。兄弟姐妹五人，在热心人的照料下成长。那些人的祈祷和爱心，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让他懂得爱是精神上的快乐，要为他人奉献一切。
75、作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译者: 王志耕
76、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性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精神世界最真实的一面，托尔斯泰对人性的思考主要由俄罗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激发的。
77、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78、1910年，这个美丽的灵魂，终于得到解脱，结束了长达八十二年的生命之战。他的大爱，也挣脱了最后一根枷锁，永远地照耀着全人类。
79、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
80、她是一个贤内助、一个养育了1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一生纠缠不清罪人和爱人，托尔斯泰的爱恨，在索菲娅·别尔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是未来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厌恶的过去。
81、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1910年)，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82、也就是这一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革命和制度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而他研究的范本，正是法国大革命。
83、《安娜·卡列尼娜》更是如此，在写作中，他感到迷茫，陷入怀疑，他的信念受到压迫。然而，尽管托尔斯泰对社会幻想屡屡破灭，可他对人民一直怀有异样的亲情，从未改变。
84、19世纪的在沙皇政权统治下的俄国，呈现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反常的现象：
85、为什么这些对俄国恨之入骨的文艺家，却在他们认为腐朽的俄国身上，开出了繁盛的文艺花朵？
86、法国革命者的革命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期望中的安定、繁荣局面，相反，局势比之以往要更加糟糕，而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想要探讨革命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自己的这本书是“大革命的研究”。
87、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开始浮现出一种一场躁动的气氛，当时众多文艺家对于社会的批判力度从来就没有削减过，包括托尔斯泰等人，他们对于俄国的沙皇统治恨之以久，甚至托尔斯泰在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演奏时，都能把这部曲子和社会压迫联系在一起，那就更不要提其他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了。
88、当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为他丈夫的小说请求解禁之时，托尔斯泰正拿着他的笔，号召人们推翻这个王朝。他虽然对解禁令感到满意，却不能原谅妻子低三下四的去恳求沙皇。
89、而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心理描写，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小说里面，托尔斯泰从一桩普普通通的杀妻案，逐渐地摸索到了在这背后更为深刻、更有禁忌性质地话题，他所探讨的，是人类婚姻制度中，道德和习俗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揭露了道德的本质。
90、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91、如果说，18世纪的伏尔泰等文豪是在借东方文化之矢，射当时法国社会之“的”的话，那么19世纪的巴尔扎克就可能是想用东方宗教和君主专制之石，以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天”。事实上，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和思想里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遗憾的东西，据说，他常常当着众多嘉宾的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并打开包封得极其谨慎的中国红茶，在介绍了这些红茶的品级高贵之后，又开始编造这些红茶的不平凡的神话般的来历，即如何从清朝皇帝之手转入俄国沙皇之手，又如何由俄国沙皇赐予他，对东方专制君主的推崇之情溢于言表。联系到他与他的家族两改姓名，以至在他的姓名中平添出一个象征法国贵族的“德”(de)字来，这样，我们对巴尔扎克欣赏中国文化传统的负面，就不会觉得十分奇怪了。
92、中国文化的欣赏、同情、推崇者：伏尔泰、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托尔斯泰
93、但最能说明巴尔扎克是一个“中国迷”和“中国通”的事例还不是上面这些，而是他于1842年10月分四次在报纸上连载的《中国与中国人》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看似偶然，却正是必然。
94、即便是今天，我们拿到这本书进行翻阅的时候，里面的内容也是很颠覆我们三观的。简单的以沙皇统治的腐朽和对于文学艺术言论自由的限制，来指责当权者，作为这一行为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95、他对“清末怪杰”辜鸿铭说：“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感兴趣，我尝试着去认识那些我能理解的东西，首先是中国宗教智慧，拜读孔子和孟子的书以及对他们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