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非子认为国家以“法”规范国家体制，“法”由皇帝制定；“术”用以监察群臣，辨明奸邪；“势”是皇帝治理国家臣民的权力。因此韩非子的学说也就形成了“尊君、驭臣、治民”的治世理念。
2、那么，谁的理论最完善？就是他自己。人家可不是个嘴炮，经过多年的分析总结，韩非子写下《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论述，共计十多万字(也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韩非子》)，对于君主如何驾驭臣下、管理国家、驱动百姓等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堪称一本帝王治国指南，以至于嬴政在看到这本书后激动的感叹：“只恨寡人认识此人太晚啊！”
3、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4、前者信奉的是君主意志，所以落实的程度要看其个人的意识、臣下的规劝，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在申不害及韩昭侯死后，韩国变法就彻底玩儿完了。而后者则是以法令管理所有阶层，辅以密不透风的连坐、监督网，把全体秦人的利益与秦法捆绑在一起，只要秦王不是个傻子/疯子，变法就能运行下去。
5、 “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6、君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就是采用他的学说，统一了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7、《五蠹》，‘蠹’字意指由内部危损整体的木中之虫，五蠹指五种蛀虫，韩非认为为学者(儒家)、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征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考量历史应除掉他们。本篇亦为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
8、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9、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10、 (感悟)出自《韩非子·有度》。这两句大意是：惩罚有罪行的人，不能因是高官显宦而回避；奖赏有功劳的人，不能困是小民百姓而遗忘。
11、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12、 韩非最早师从儒家学术大师荀子，当时荀子已经年届半百，名满天下，荀子在楚国的兰陵开班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去，韩非也加入到求学者的行列。在求学期间，韩非结识了一名与其日后有着重要关联的同学，李斯。虽师从儒家，但李斯和韩非最后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有着自己一套非常严密的理论，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同门的孟子“性善论”相对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只限于食色，喜欲，好恶的情绪欲望。因此需要提升道德加以约束。
13、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14、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着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15、《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16、韩非子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17、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18、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规，还是人生的准则。儒家以天、地、人为“三オ”老子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
19、以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法家实践，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还没有建构起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特别是对君权的有效监督(类似于希腊文明中的“长老院”、“选举制”等政治探索)，而中华文明此后所有的纷乱和问题，某种程度上亦根源于此。
20、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21、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22、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23、韩非继承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24、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25、读战国诸子之史，常处于欢快和悲伤之两个极端。欢快者，在于重温诸子思想之伟岸、博大、深刻，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中，仍然经常使用他们所创造的充满哲理智慧的成语、典故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悲伤者，在于诸子的一些原本最为可贵的精神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为逐渐为后世所忽略、淹没甚至是误解和谬用。尤其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诸子之中，思想最为深刻、目光最为宏远，与中国未来发展最为至要。
26、势就是权势，就是皇帝所掌控的权力，是皇帝与生俱来的君势。
27、我们应该看到，站在历史转折节点上的韩非子，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发挥过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弱点也很明显，这也是导致完全采纳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秦王朝迅速灭亡，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很少公开直接推崇法家思想的原因。我们还应该看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绝不同于现代的法治思想，虽然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看似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相似之处，但是韩非子这里的“平等”充其量是“大臣”和“匹夫”之间的平等，国君或者是后来的帝王却依然高高在上，“法不阿贵”的“贵”也不包括国君或者帝王本人，因此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最多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里当然有韩非子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并且韩非子本人也认同：“法与时转则治，与世有功”，我们今天距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照搬照抄韩非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绝不等同于封建时期的军队，我们今天依法治军是依照法律管理军队，积极推动军队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本分，其中加强法治才是根本目标，绝对不等同于封建时代治国、治军理念中将“法”仅仅作为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手段。我们今天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以及在传统治军理念中的影响，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发挥其中一些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于其中的糟粕应该加以剔除，譬如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是建立在“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基础上的，上下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诚信相待，绝不可以玩弄权谋之术；又如在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中，对于干部战士遇到现实中的困难，管理者应该及时给与适当的关心和帮助，而不宜以“赏不加于无功”为由而不予理会。(来自“柳依雪”)
28、而申不害变法开始于八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51年，对于其具体措施，史书中记载得非常精简。《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即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国四面逢源；《史记·韩世家》中仅有四个字：“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来治国。
29、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而法家的主张与他们完全不同，法家坚持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在诸子百家中难能可贵。
30、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31、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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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34、 要保证法治公正，就必须要防止执政者、掌权者对权力的滥用。如果执政者、掌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上的权力，这个社会当然就毫无公正可言。现在人们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实早在韩非子的思想中就已经有类似以法制制约权力的主张。
35、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36、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在秦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治取代礼治。所谓知者作法而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慎法》)。
37、韩非子的思想主张：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严刑峻法、以法治国。
38、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提供了理论根据。
39、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