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他赢得这个官司，就是他所蔑视的雅典民主的胜利，因为这个体制并没有迫害这个城邦的英雄人物。所以他要不断挑衅陪审团，以死证明雅典民主是错误的，而无罪释放只会证明他反对的东西的正确性。
2、苏格拉底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在进行着这件事情吗？
3、直到监刑官把毒酒递给他，他还平静地问，能不能用一点酒，祭奠一下神明。
4、但是，在孔子那里呢？孔子说话概念不清，逻辑不明，一个“仁”的概念，先后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几乎到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在就说胡话的地步。(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5、他先后几次上战场，是战场英雄，可是他并没有沉迷于名声，就算在战场上，他也随时思考，随时寻找。(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6、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来龙去脉，还得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与现代制度做个简单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明显的差异:在现代社会，由于任何诉讼都需要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被告一般会请辩护律师，但这种情形对雅典人来说闻所未闻。古希腊社会根本就没有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概念。事实上，当时雅典远未脱尽氏族遗风，法律仍相当粗糙，尚未从政治、宗教和习俗中完全分化出来，立法、司法职能与军事、政治、宗教等职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当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员等的职能由谁来履行？民众法庭。而民众法庭又由抽签产生的数百到数千名“陪审员”构成。从人群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来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复存在，平日的道德约束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甚或犯罪倾向很容易爆发出来。如此这般，要总能做到公正合理，实在太难了。
7、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要离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替我还上“……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结局，我认为他是他时代中所有人中最优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8、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的。
9、但是苏格拉底却为自己辩解，自己不仅没有罪，反而是对雅典是有着功劳的，自己应当得到雅典人的礼遇才对，苏格拉底甚至要求对自己罚100个德拉克玛了事就行了。但是苏格拉底他蔑视法庭律法的态度，却是让一些原本同情他的陪审员，不愿意他活着了。因此在最后一轮的投票，陪审团更是以360票比140票的决定性票数决定了苏格拉底他的死亡。
10、他们骄傲地行使着刚刚到手的"公民审判权"，为"民主"的雅典进行着一项需要慎重但伟大的事业——审判"伟人"苏格拉底。
11、以当时雅典人的眼光来看，从不参与政治的苏格拉底可能是一个怠惰且自私的公民，但我们无法确定雅典民主制度的颠覆在多大程度上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毒化”有关，或许真的如色诺芬所说，亚西比德可能在认识苏格拉底以前就已经是亚西比德了，或许苏格拉底恰巧只是那些反感民主的贵族青年在情感上的共鸣者。“毒害”和“腐化”是一对非常含混但却着实能打动听众的动词，它只关心被指控者与违法行为之间的潜在关联，而不是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多少能够理解这种指控的含义，现代国家会通过法律警告我们哪些言论是受到限制的，在公共场合谈论哪种类型的思想是危险的——我们可能会对过多的言论限制而感到不快，但一条限制性法律条文首先是一条明白确定的规则，其次才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国家对于行为者与违法行为之间的潜在关联的基本判断。法制国家惩罚一个言论不当的人，是因为他违反了法律，而不是他可能导致违法行为出现。千百年来多少人为苏格拉底鸣不平的原因之一也在这里：好得罪人的苏格拉底在雅典说了大半辈子招人厌的话，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闭嘴(事实上他也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直到他70岁，雅典人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突然把他送上了最高法庭，让民众简单投票决定他是否有罪。明眼人都知道雅典人是在拿苏格拉底撒气，同时也是在给战争的失败找替罪羊，而特立独行的苏格拉底“看起来”就像是个有罪的人。
12、苏格拉底看待雅典的眼光与我们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他从来没有劝说过雅典人改变自己对盟友刻薄寡恩的态度，也没有批评过雅典在外交事务所行不义之举；除了嘲讽民主制度本身以外，苏格拉底再没有进一步说明民主究竟给雅典带来了怎样的危害，是削减了国家的财富？抑或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一切政治现实不过是有关正义之问题的表象，执意纠缠其中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将自己的灵魂从纷乱的现实中抽离出来，一心关注形而上学，才有可能获得对于“正义”的真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统治的人，凡夫俗子皆应当无条件服从于这个“哲学王”。若柏拉图所言不虚，则苏格拉底所倾心的王政可能比僭主政治还要极端，因为即使是僭主也不敢宣称自己理应得到全体人民的无条件服从。
13、如今的我们擅长分析并替苏格拉底提出对雅典政制的批评，从我们的角度完善苏格拉底的言论。在我们看来，雅典政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盟友的压迫之上的，公正是对内而非对外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政治权利，简单而直接的民主可以被轻易地引向暴民政治，不存在任何机制能够约束暴走的民意野兽，绝对化的民主原则从行政与立法领域渗透到司法乃至军事领域，高额社会福利与参政补贴滋生游手好闲，为政治流氓与民意领袖的活动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得到无数条教训与启示，但这些启示只对生活于开化现代社会的我们才是有意义的。
14、最后，他的朋友试图提供机会让他越狱逃跑，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从。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来打动他们一样。苏格拉底坚信逃跑就是违抗和损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将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那些误入歧途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是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他服从法庭对他的判决，以此证明他对法制的尊重。
15、苏格拉底拒绝出逃，饮鸠而死，是恪守法律，守法即正义，遵循法律的尊严权威……
16、苏格拉底并没有这个想法。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死来揭露雅典法制的野蛮和无知。他根本不是为了遵守雅典的恶法，而恰恰是为了挑战这个恶法，让雅典难堪。以言论自由闻名的雅典居然对一个只有言论而没有任何行为的哲学家起诉和处死，你能说雅典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吗？当然不能，这会是雅典将来永远的污点。
17、苏格拉底在与不学无术但又想做领导人的堂弟对话结束时提出了对堂弟的希望，当然也是对所有雅典青年的希望:“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学习，为了想要做的事情求得最广泛的知识。”
18、而这世间，很少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有些人想做真实的自己，又舍不得放弃现有的东西，不敢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这怎么成为自己呢？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19、毛姆先生刻画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著名的画家高更。
20、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21、但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之死也是自我牺牲。如果一心想活，他大可在法庭上装乖，表现得更知趣一些，而非拒不认罪，更非大言不惭要求被视为英雄。从柏拉图的《克里同》可知，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到执行有一个多月，他有大把机会逃离雅典。但他终究选择了服从法律，即在狱卒监视下，与朋友们交谈中饮毒芹汁而亡。
22、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其权威，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人执行了这次灭族屠杀，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
23、第真希望我有勇气过一种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望我过的生活。
24、对当时情势既已有所了解，不妨把目光再次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政局。西元前403–402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达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后，民主派为了稳定局面，也考虑到斯巴达随时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在雅典城派驻了一只占领军)，决定不搞秋后算账，而是打起了统战牌，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跟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协定，并以“宽恕法令”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根据这一法令，民主派不得对寡头派提出政治起诉，不得追讨僭主统治期间被其没收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民主派虽然翻身了，但碍于“宽恕法令”，也因斯巴达的军事威胁，却难以申冤。既然如此，想要报仇雪恨，就得想办法绕过“宽恕法令”。
25、主要原因是: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直接民主、轮番而治弊端的抨击，尤其是苏格拉底的智慧和嘲讽，使得当时那些被他质疑愚蠢的雅典政治人物转而对付他，导致了这场不敬神的审判……
26、苏格拉底听说后，非常惊讶，他不知道自己聪明在哪，他就想证明，神谕错了。
27、苏格拉底虽然被以不敬国家的神的罪名处死，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有神论者。他对自己的生命为神所赐从来深信不疑。虽然耶稣基督差不多五百年之后才降世，但是，苏格拉底确实一直是非常敬畏神灵的。但是，孔子却杜绝了中国人虔诚地拥有自己的神灵。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神灵明显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完全以世俗的实用心态对待神灵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似乎什么都可以信，又什么都可以不信。所谓“信者有，不信则无”，其实是一种越乎寻常的世俗实用心态。这为后来中国历史充斥的暴力争斗，鲜血淋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埋下了深厚的根基。
28、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批判能力和批判精神，其源头其实就是苏格拉底。
29、
30、从柏拉图、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激进民主总是不屑甚至讥讽有加来看，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显然与寡头派相同或者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其弟子和朋友却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德，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
31、苏格拉底为正义的事业，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可以不怕死。他在《申辩篇》中口口声声说自己如果能够为了正义，他甘愿去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去死十次，甚至更多。苏格拉底面对死亡十分坦然。他说：“我经常注意到某些这种类型的人，尽管声望很高，但在受审时却表现得极为差劲，可见他们认为失去生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们不处死他们，他们就会不朽似的！”(同上书，第24页)“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
32、苏格拉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过自我省察生活的范本。他提供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是人类改正错误的重要途径。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这样的：“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它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同上书，第19页。)苏格拉底后来成为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物。
33、他崇尚简朴的生活，却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生活，经常思考一些很深沉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34、当然，雅典民主远非没有优点。雅典民主虽有以众暴寡的倾向，虽相对于现代民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非自由(例如妇女、外邦人没有公民权，遑论奴隶；再如公民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没有教育自己孩子的权利，没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利，没有不信仰城邦诸神的权利，甚至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民主在雅典创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才使悲剧、哲学、修辞术得以诞生，使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等得以繁荣，使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得以涌现，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主的最大长处，莫过于能够在既有经济社会条件下，较好地发挥普通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认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对待反对派方面，也明显比贵族寡头派更仁慈，至少没有像他们那样大肆杀戮。如果说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错事，那是因为它仍发育不全。如果历史能给雅典民主更多的时间，它也许能够逐渐完善起来的。
35、现在假设你是雅典居民，当时你作为陪审团成员就坐在现场听这个其貌不扬的矮胖老头在被告席上藐视你的智慧，暗讽你愚蠢，你生气不生气。是的，他成功惹怒了超过一半的陪审团成员，所以他最终被判有罪。
36、苏格拉底批评雅典政府，因为他觉得由一帮蠢货和乌合之众组织起来的民主政府必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无法得知苏格拉底这种看法的具体依据是什么。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政府的批评者，他们会评判政府的行为是否过于软弱或过于固执，会批评政府对某事件的处理不力，也会警告政府的某项政策将带来不利影响。宣称不参与政治的苏格拉底好像从来没指出过雅典政府究竟做错了什么。苏格拉底对雅典政府的反感来源于一系列的推理：乌合之众既不知美德，也缺乏知识，议会里坐着的皆为贩夫走卒，明明未受过训练，却还自以为是，稍稍有人煽动，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卑微中，从事贩卖、耕作、手工等行当，好维持基本生计，鲜有人有闲心坐下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又是绝对的正义，试想这样的人如何能进行统治？整日无所事事的苏格拉底是少有的能闲下来思考这些概念的人，但他表示自己也未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拒绝参与政治。“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连我这样的聪明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懂得统治之道，凡夫俗子又如何厚着脸皮坐在议会里执行所谓的正义，这些人明明连什么是正义都不晓得，恰如马贩子竟不知马为何物。舍此以外，如果一定要说雅典政府真的做错了什么以致于让苏格拉底如此不满意的话，那恐怕就是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了。
37、思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之后，没有经济来源，全靠朋友的帮助活下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还随时都可能迎来死亡。
38、在监狱里，苏格拉底还是在探索智慧，却从不提辩护和控诉的事情。
39、后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不离开雅典，因为雅典曾明确表示过，如果他们的处理与判决不能使苏格拉底感到满意，他完全离开雅典，避免死刑，而如果他不选择离开，就必须接受雅典法庭的判决。
40、于是，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们的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最终自己饮下毒酒，平静赴死。
41、伯里克利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以他被冠予雅典第一长舌的口才，领导着雅典人民抗击着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队的进攻。然而，祸不单行，当斯巴达为一方的军队在公元前429年再度入侵雅典时，城内却爆发了一场瘟疫，不仅伯里克利本人染病而死，雅典的军队与人口也锐减大半，在此之后，雅典人在与对手的交战中几乎没有取得过一场胜利。但后人们对伯里克利议论与肯定最多的，是他对雅典的政治与经济作出的贡献。在当政期间，他积极推动着政治民主化改革，扩大雅典民主机构的公民大会的权利，制定宪法，废除选举官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把梭伦创建的初级民主制度的进行了更加完善的修正。可尽管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参政的范例，它的运做却异常复杂与古怪，因此雅典民主政体为以后人类民主制，奠定的更多是它全民参与的决策模式与多数人议政的可能性，而非是它的具体运做机制，总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伯里克利领导的雅典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苏格拉底就诞生于此时。
42、说到底就是，他不怕死，但怕违背自己的意愿逃跑，怕自己违背了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
43、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罪的思想者。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妓院为业，但却是一个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常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不过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同样受到起诉及被判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
44、当雅典在伯利克里统治下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主社会时，苏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为一只“牛虻”的使命而没有招致严重的反对。 他不留情面地在人们无序的行为之下追寻稳定恒常的道德秩序。这一追寻要么令人愤怒，要么令人愉快，这也为他带来从事于悖论的智者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太没有拘束，对于那些雅典人认为不用置疑的敏感问题也进行追问。然而，在雅典经济和军事上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是可以随其所好去进行追问而不受惩罚。但是，随着雅典社会大势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于受到追究了。
45、那么，苏格拉底又为什么要一心求死呢？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雅典实行民主制，用抽签的方式选择领导人。而苏格拉底痛恨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登上领导的席位的雅典的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必须要让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做相关的事情。这个道理，就像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才能做法官，必须考取驾照才能开车一样天经地义。
46、苏格拉底企图将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下，他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他真正的兴趣是伦理学。苏格拉底虽然相信神，但和孔夫子一样，他反对人们研究神，认为这是对神的大不敬。讽刺的是，苏格拉底最后被处死其中竟然有一项罪名是亵神。
47、可是如果认真去翻阅故纸堆或许就可以发现一个令人颠覆的问题——苏格拉底是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的，且以高票360票赞成，对140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民主"合法判决的。
48、终于有一天，一个诗人，一个想出名的政客，一个富商，将苏格拉底控诉了，罪名有第一是腐化年轻人，第二是他创造了新神，不信国家规定的神。
49、若不想深穷，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为“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是这等于真正弄清了事实真相吗？“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或智术师(sophist)的名声，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当时都在搞古代条件下的“启蒙”，都在宣扬新潮的哲学乃至“科学”思想，都不那么敬神，至少不那么敬传统意义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们“不敬神”(柏拉图因而不遗余力地为老师辩护：他其实十分虔诚)，并不冤枉。问题是，当时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单单把苏格拉底揪出来起诉并判死？看来，“不敬神”即使能够充作罪名，也并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究竟指的什么？这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当事人怎么可能因此成为被告并且被判死呢？可是，恰恰是这个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所谓“败坏”，决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包含着致命的政治内含。
50、于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280票赞成对220票反对，由此可见，在听取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其实很多人是支持他无罪的。
51、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却与当局统治相向。1787年达维特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52、实际上，这种方式特别有利于被告人。比如，英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实行了陪审制。当年因为社会治安状况恶劣，所以重刑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即便是盗窃几便士的轻微盗窃犯罪人，也要被判处死刑。
53、为了充分了解希腊民主，还得看一看现代民主。17世纪以降，民主的理念在西北欧洲崛起，逐渐在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球得到认可。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19世纪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现代民主并非起源于希腊，而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与希腊民主无关。其实两种民主在源起、理念、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重大差别。
54、他的一个朋友问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55、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表意见，揭发控告任何个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受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起组成的民众法庭—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专业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进行的辩论、商议和斟酌。
56、记得有一个哲学家说过：在你活着的时候，你不知道死亡，当你死了之后，你已经不必关心死亡了。
57、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没有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实在太难。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难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蠢蠢欲动者。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考虑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远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企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动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58、那么，当时审理苏格拉底的500名陪审员中，究竟有多少人投票支持他无罪呢？
59、 因为唯一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辩护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辩辞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60、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时，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准备次日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
61、500人的陪审团，票数差距是60票，如果苏格拉底真心想说服陪审团，以他的口才，只需要改变30个人的想法就足够了，而这对他其实并非什么难事。但是他选择了放弃，反而一心求死。
62、当然，雅典民主并非没有优点。它虽有以众暴寡的倾向，相对于现代民主，在很多重要方面并非自由(如公民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没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利，没有不敬拜城邦诸神的权利，甚至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一定程度上，也正因为民主在雅典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才使悲剧、哲学、修辞术得以诞生，使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等得以繁荣，使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得以涌现，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民主的最大长处，莫过于能较好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公民参政使他们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认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对待反对派方面，也明显比贵族寡头派更仁慈，至少没有像他们那样大开杀戒。如果说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错事，那是因为它仍然发育不全。
63、 或许又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
64、但是雅典在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被告完全可以在定罪阶段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进行无罪辩解，等到定罪结论作出后，再集中精力为自己进行量刑的辩护，在两个阶段都可以无所顾忌、充分展开辩护，从而有效避免了两个程序合二为一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分析到这里，你还能说它的司法制度就真的那么落后吗？
65、 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殊不知，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正者”，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在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入运动场时，全场观众忘了比赛，将目光转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那个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放逐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就连民主政治的最伟大领袖伯里克利也难逃厄运，就在同斯巴达的大战爆发不久，他因指挥不力而被革除将军一职，并遭巨额罚款。
66、苏格拉底死了。柏拉图在《申辩篇》的最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