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冯小刚以及“小时代”的局限：虽然青春吐芳华滴滴鲜血染红
2、看着林语堂不敢反驳萧伯纳只好拼命打岔的猴急模样，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鲁迅的嘴角，旋即又收了回去，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样用精神胜利法来安顿自己，我不也变成阿Q了吗？
3、而在哥大的Facebook的主页上，中国留学生也纷纷留言：
4、归国后，黄佐临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共导演了话剧、电影百余部，培养了大批戏剧、电影工作者。1988年，他获中国话剧研究所颁发的振兴话剧导演终身奖。1994年，病逝于上海。199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设立“佐临话剧艺术奖”(佐临奖)，以弘扬黄佐临倡导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奉献于话剧事业的真诚艺术家”的精神，奖励话剧人才。
5、黄佐临一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虽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6、 皇帝一下子趴到地下，用手拼命抓泥土，想把自己埋起来，躲过危险。然后他忽然记起了孩子，当他想到她可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时，他忘记了自己，挣扎着跳起来，想扑在她身上掩护她。可惜思想总是比行动快得多，而炮弹的速度却和思想不相上下。皇帝还未来得及把指头从泥土中伸出来，刚把脚一缩要站起来的时候，就听到了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虽说他从远处听炮弹声已经习惯了，但是却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可怕的响声。那不是“砰”的一声，也不是一声吼，也不是哗啦哗啦打碎东西的声音，不，那是一声恐怖的、刺耳的、爆裂的、震耳欲聋的、轰隆轰隆、哗啦哗啦、夹杂着咆哮怒吼的霹雳声，地动山摇，就像到了世界未日一样。足足有一分钟，皇帝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炸出来了。因为有时炮弹没打中人，却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炸出来。等到他起得身来，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头顶地倒立着呢还是脚着地站着了。事实上他也不是站着，也不是倒立着，而是站了起来又跌倒，跌倒了又起来。最后他到底靠在一个什么东西上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这个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棵树。这棵树在炮弹打来时离他相当大的一段距离，现在呢，他是被爆炸的气浪冲到那里去了。他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孩子在什么地方？”(萧伯纳是哪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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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北京期间，艾琳·鲍尔还遇到了另两位来访的学者，伯特兰·罗素和多拉·布莱克(DoraBlack)。1920年，罗素接受进步的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访学一年。这是一次时机恰当的邀请，此前他访问了俄国，在那里，一种对于西方文明不再抱有幻想的心绪牢牢控制了他。他还迫切想成为一个父亲，“真切地希望”多拉·布莱克在中国能够怀孕(实际上，她真的怀孕了)。罗素计划在北京大学讲授一年的哲学和数理逻辑，但是10月抵达上海之后，他和多拉就开始了环中国的旅行，前往杭州、南京和长沙。罗素于1921年春天患上严重的肺炎，两人离开中国的日期比原定的要早。
9、“想起来了！”萧伯纳嗬嗬大笑：“这是我的话。”
10、萧伯纳一生喜欢素食，一日三餐多半是可可茶、黑面包、通心粉、小扁豆、鸡蛋和一定数量的生菜，而且终身禁烟忌酒，连含有刺激性的咖啡都很少饮用。
11、更受访客欢迎的是朱利安·贝尔，此人是克莱夫·贝尔与瓦妮莎·贝尔的长子，伍尔芙的侄子，“一个友善的、乳臭未干的家伙，有着最可笑的布鲁姆伯利口音”。1935年夏天，朱利安·贝尔申请到一份在中国教书的工作，随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178第二年1月份的寒假期间，他与凌叔华一同到北京旅游。凌是武汉大学那位系主任的妻子，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他习惯用字母来列举他的情人们：凌女士是K，但是到1936年秋天，“武汉出现了可能的候选人，编号是L和M，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位是英国人”。)凌叔华是技艺精湛的画家和诗人。20世纪20年代，她是燕京大学最受欢迎的女学生之但是多少有些厌倦了省会武汉。朱利安·贝尔形容第一次见到凌叔华的情景，“极有教养：他，一位批评家和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家……她，一位画家(中国画)，短篇小说家，还负责编辑武汉一份报纸的文学版面；据我所知，有时她被称为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过在我的想象中，她远不止于此”。
12、 “等一等呀，”皇帝恳求道。“别急着走，我一个人孤单得很哪！”
13、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14、“是的，只有2个人，这第一个自然是您萧伯纳先生了。可是，还有一个呢?您看他应该是谁?”“
15、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16、拜伦在北京过得并不舒心：帕森斯的致命疾病令他沮丧，他还担心他的书。他十分恋床，只是为了身体着想，偶尔会和哈罗德·阿克顿一起散步，走在路上，有时候“会被裹挟着尘土的冰冷旋风逼回来”。他讨厌乘坐黄包车，“我认为这很可耻，你每一次外出都在羞辱其他人”，尽管他注意到，其他人似乎非常喜欢坐车。尽管他离群寡居，但拜伦似乎会见了许多来北京的外国访客，在他看来，基本都是那些“不用工作的美国妇女们，有着大笔的收入，(她们)翩然走近你的生活，就像蝙蝠钻到你的头发里面一样……你该如何是好？”
17、 “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兵用大炮轰你一下，就像他们打我一样呢？”小姑娘的声音说。“那时你也自由了，你爱和我飞到哪儿，我们就可以飞到哪儿去。不然我也就不能和你呆在一起了。”
18、去年中国农历新年前。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现他们寝室门上的名牌被撕了下来，一开始以为仅仅是个偶然的恶作剧。
19、这如神来之笔一般的尾声，不由得让我想起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晚年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讲述的“宗教大法官”故事。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彼时的教会已然堕落为腐败透顶的独裁机构。耶稣基督不经意间重新降临人间，给饱受压迫的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却被供奉他的教会实施逮捕并判处极刑。临刑之夜，宗教大法官来到牢房，痛责救世主不该扰乱他们的统治，声称新的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信仰和救赎。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寓意何其震撼人心，它与萧伯纳《圣女贞德》尾声中所传达的思想又何其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萧伯纳笔下的鬼魂们摆脱了陀翁式的宗教狂热，向我们展示出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对人性和现实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
20、阿克顿定居北京的举动鼓励了其他人。奥斯伯特·西特韦尔和他的朋友戴维·霍纳在1934年抵达北京，停留数月。德斯蒙德·帕森斯是一位富有的年轻人，他翻译中文神话故事，在同一年到来，就在他回国的时候，患上并死于癌症；建筑史家罗伯特·拜伦接管了帕森斯留下的房子和仆人，写成他的波斯游记。拜伦性格执拗，对于北京那些大到不可思议的建筑群，他的观点与比尼恩不同。拜伦认为：“从真正意义的建筑学角度来说，它们一无是处……布局单调，毫无才智可言。”
21、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倾慕的高贵晚年。
22、“回国？”萧伯纳更吃惊了。顿了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23、相比较那些北京的普通侨民而言(更不必说条约口岸的普通侨民)，罗素和布莱克在大学工作，他们能够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好的接触。赵元任(赴美后，成为出色的中国语言学教师)的风趣令他开心不已，而且很高兴成为“孔子第二”。虽然罗素后来写道：“我会为了帮助中国人做这世上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容易。他们是美术家之国，所有好与不好的方面集于一身。设想一下如果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是奥古斯塔斯·约翰和利顿·斯特雷奇，你对于两千年来中国如何被统治，就会有一些概念。”
24、刻苦自学期间，他会浏览伦敦美术馆及国家画廊，又去大英博物馆图书室读书，在那儿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1884年他加入费边社，为该社编小册子及演说，以社会改革为己任。1931年访问苏联，1933年访问中国。
25、与罗伯特·拜伦不同，安·布里奇明显享受黄包车出行：
26、 “我当个德国皇帝就得说这样的话，”皇帝说。“当个德国皇帝就是为了干这个的，就是为了让他说些自己不信、旁人也不信的话。今天我说话时，我看到有的人的脸色，我看出来了，他们不信我说的话，他们以为我是个胆小鬼，不出来打仗是在找借口呢。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上床去假装睡着，等到人一走开，我就起床独自偷偷地走出来。我要证明一下我确实是不害怕的；所以照明弹一亮，我就站起来。”
27、他的英文名Patten，前两个音节翻译为“彭定”，但是他是英国任命的最后一任港督，所以最后加一个“康”字，寓意平稳过渡到1997香港回归的意思。
28、萧伯纳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出生。父亲是法院小官吏，后经商破产，酗酒成癖，母亲带他离家出走到伦敦教授音乐。受到母亲的熏陶，萧伯纳从小就爱好音乐和绘画。中学毕业后，15岁便当了抄写员，后又任会计，并在报章写剧评和乐评、从事新闻工作。
29、中国学子博雅书院集群人文艺术交流展示平台；
30、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
31、1937年7月10日，萧伯纳的寓所。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81岁的生日。这些天，预先来祝贺的人很多，他有点烦。
32、据说在英国剧作家中，萧伯纳是除莎士比亚之外作品上演次数最多的人。他一生共写了52部戏剧，代表作品有《伤心之家》《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真相毕露》等。他创作的戏剧，往往与现实联系紧密，直戳社会痛点，同时充满戏谑的情节和幽默的妙语。
33、史景迁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34、是枝裕和：电影的存在并非为了审判个人|纸城PICK
35、萧伯纳看英王还没有离去的举动，便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然后一个劲地盯着表看，直到英王不得不告辞。
36、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37、萧伯纳积极开展文学艺术的拓展革新以及社会意识的引导改良工作，具备积极务实的价值效用。
38、说谎者的代价，不是别人不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39、张定浩：诗不是在对我们说什么，而是在对我们做什么
40、私人对话部分，值得一记的，是萧伯纳这样调侃鲁迅：“他们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看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了一句：“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这不太像我们印象中鲁迅的语气是不是？可能为了应对萧伯纳的英式幽默，鲁迅也勉为其难尝试了一回自嘲。可惜，三年后，鲁迅就过世了，没有机会变得更老更漂亮。
41、1925年，萧伯纳因《圣女贞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他却并不屑这个奖项，一度考虑拒绝领奖，后来勉强接受，把奖金用来成立文化基金会。
42、 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一个说：“皇帝陛下醉得很像个××,”而这××也是一句恶毒的骂人的话。幸而皇帝还在想着那个小姑娘，没听见军官说的话。但是，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所有的大兵都说脏话，而这些脏话却又没有什么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