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2、王夫之的“封建、郡县之辨”并非停留于具体史事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历史理论”的高度，分析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易学的概念与理论进行解释。
3、简介：《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于2010年4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共同出版，是目前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它的出版结束了新中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被誉为“共和国的《康熙字典》”。它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在字形方面，在楷书的单字条目下，收录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并简要说明其结构的演变。所收入的每一个形体都有可靠的实物或拓片为依据，不选用二手或三手材料。该字典以部首编排。在传统的214个部首的基础上，酌情删并为200个部首。(王夫之简介资料)。
4、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
5、通俗点说，理想人格就是人们的榜样。从理论上说，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即为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以美轮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对理想人格不同范型的探究中，学术界对圣贤与君子有较多的关注，但于“成人”考察的并不多。只是到了王夫之那里，“成人之道”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地论述。一般地说，自然和人、对象和主体的交互作用，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是培养自觉的理想人格的一般规律和必由之路。3如果说，柳宗元注意到后一方面的话；那末，王夫之较多的侧重前一方面。两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人格培养的规律与途径，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王夫之实现“成人之道”的途径，是把它安置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不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发展着人的本质力量(“日新之命”)。在这一过程中，人向着求真、向善、爱美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前景行进，这是王夫之“成人之道”给予的启示。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行程中，亟需激活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熔铸进时代需要的内容之中。王夫之建立在“日新”宇宙观上的动态人性论，以“日生”与“日成”、“身成”与“性成”相统为造就理想人格途径的思想。这是王夫之留给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7、(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
8、“成人”说自孔子提出后，虽有荀子与柳宗元的呼应，但不够深刻。荀子显得过于笼统，柳宗元仅从师友对人有“以成”与“增善”一个侧面来丰富之。对“成人”作了全面而深刻诠释当属王夫之了。王夫之认为“成人之道”是除了圣人之外都需要学习的：“自非圣人，必以学成人之道。”(5)7在如何实现“成人之道”上，王夫之新意迭出。他的“成人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命题的发挥，提出“性日生而日成”，把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主张“身成”与“性成”相统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德性意识的铸就，为实现理想人格必由之途。
9、https://pan.baidu.com/s/1hGaLjgy_D41KMDqhSCl-xA
10、https://pan.baidu.com/s/11N3vrY9sTNwB-9q9ffKQeg
11、一个人只有在欲望(“声色臭味”)充分得到了满足以后，才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人，因而理想人格决不能是理学家所说的“存理灭欲”的“圣人”。王夫之以为，像程颐所说那种“外物不接、内欲不萌”的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冥想：“君子之道，求之己而已矣。求之己者尽性者也，尽性则至于命矣。货色之好，性之情也”、“人有需货之理而货应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应之。与生俱兴，则与天地俱始矣。”(12)104“我”作为思维与行动的主体，也是情感的受体，活生生的人，在接触外界对象时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人们对“货色”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是合乎人性的，是合符“性之情”的。欲望是人性的体现。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欲望的。欲望的产生与滋长，是人们对物质利益或精神生活的正常渴求，也与外部世界各种诱惑对人的吸引相关。人们有对货物与异性的追求，外部世界就会以“货应之”“色应之”。如程颐所说的“无我”，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无非是理学家禁欲主义为达到道德目标而设想的主观境界。王夫之以为，理想人格不是灭绝了人欲的“无我”，而是对天下人的幸福与疾苦的感受如同亲身体验的人，而是敢于担当天下重任的大丈夫：“吾惧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身任天下也。”(12)60
12、衡阳八景之冠，在南岳回雁峰下。早在南北朝时期，回雁峰就修起了庵堂寺宇，唐朝建“乘去寺”，清末修建大雄殿、大悲阁、摩云舍、望雁楼。峰下烟雨池，经年不涸，水气上腾如雾，眺望湘江似带，时隐时现，人景交融，飘飘欲仙。雁峰景色四季宜人，奇花异草，古木嶙石，亭阁回廊，碑石丛林。春日鸟语花香，夏日林荫蔽日，秋日观江若带，冬日银装素裹。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于此，并写下《楚游日记》。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绿草如茵的广场，广场中央是作为雁城城徽的大雁展翅雕塑。气势磅礴的断崖飞瀑，巧夺天工，烟雨池内水光潋滟。
13、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被杀的这六人中，谭嗣同是一位妥妥的官二代，他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堂堂省部级高官。他本来可以安心做他的贵公子，像“国民老公”那样炫富、泡妞，远离政治。然而，他却为了心中的一股正气，义无反顾参加戊戌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逃命，用自己的死和血唤醒国人的变法意识。
14、是什么促使谭嗣同“离经叛道”，甘愿为变法流血牺牲？这要从本文的主角、另一位湖南人——王夫之说起。
15、甚哉!继之为功于天人乎!天以此显其成能，人以此绍其生理者也。性则因乎成矣，成则因乎继矣。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乎继。(6)182
16、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迁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王夫之简介资料)。
17、清代木刻吴锡麒《有正味斋赋》2册，太仓胡玉树详注。圈点甚多。清代辞赋之代表。
18、(4)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19、清代木刻大开本朱熹《诗经集注》二厚册，字体精美，刻印精良。此书为私塾读物。
20、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21、虽然王夫之认为“郡县”的推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封建不可复”，然而其并非完全肯定“郡县”之制，其讨论“封建”与“郡县”之异同，重心似乎更在于反对在上者过分集权。如其批评“郡县”时代专制的弊病说:“夫郡县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纳无讽议之广，折中无论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临六典分司之烦冗，即有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几何不以拘文塞责、养天下于痿痺，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崇社生民之命乎?”“郡县”时代，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皇帝往往很难以其有限的精力来处理所有政务，即使加上丞相也远不够用，于是“胥吏”的胡作非为成为必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如此国家会逐渐走向衰亡。
22、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时，卒于壬申正月初二午时。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
23、本文讨论王夫之对“封建、郡县之辨”这一传统议题的认识，广取古今学者的观点与之印证相参，如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张载，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乾嘉时期的章学诚等，在辨析异同的过程中，分析王夫之观点的特色所在。
24、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25、王夫之所著《读通鉴论》开篇即论“封建”与“郡县”——“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其认为“郡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并且持续时间之久，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其所根据的，是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发展的历史实情，并指出“郡县”制推行的合理性:“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在王夫之看来，“郡县”早已存在，秦统一后，使得有能力者各尽其才，这是其“公心”所在。
26、王夫之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理”。然而，如何来把握“势”和“理”呢?其提到:“势因乎时，理因乎势”，又说:“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重视各个“时代”的特殊性，方能顺应历史演进的发展趋势，进而才有可能把握到具有“规律性”的“理”。如此也就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具备王夫之所言历史认识中的“通识”。其言曰:“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有不拘泥于当下的眼光，王夫之称之为“通识”，即对于某一政策、制度，乃至某一历史事件，能够通晓其渊源所自，了解其出现弊病的原因，认识其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明白其怎样能够有益于国家。王夫之所言历史认识中的“通识”，亦与《周易》中，以及上述张载所谓“通”、“变”的思想有很大关联。杜维运曾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指出王夫之史论的意义，“较正史论赞更接近西方史学中之历史解释者，则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也……自其中可窥见历史演进之大端。盖王氏已具备极高明之历史解释艺术焉。”此言“历史演进之大端”，似乎正是王夫之对于历史认识中“通识”的把握。
27、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0)生于伊奥尼亚海域的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和首领。该派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是众多的、不变的，他们认为数目是最智慧的，和谐是最美好的，并认为灵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