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其昶详细描述了宗法的优越性。在周代封建体制中，天子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天下共主，实际治理基层广土众民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诸侯、世家)。这一体制下的治理活动是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族共同体是一个血缘、伦理甚至政治共同体，其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血脉亲情以及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宗法秩序。因此，宗法是宗族内统合骨肉、亲亲睦族，维持族群共同体的存续与繁荣的关键；推诸社会，也能达到厚风俗、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2、(17)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二章《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30页。
3、《新唐书·礼乐志》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而礼乐为虚名。”(5)治出于一是指以礼导民、治教合一；治出于二则是指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轻礼乐教化。陈寅恪案语称：“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6)此即刘咸炘所说的礼“不周于人伦、不通乎俗变”，失去了教化、引导民众生活的功能。
4、(13)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收入氏著《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148页。
5、另外，以南岳衡山为名片的旅游业近年也逢勃发展，让这个地方人气大增，人流带来的就是消费，就是生产值呵。衡山的旅游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主要不单是衡山，还有其它好象景点，如祝融峰，南岳大庙，水帘洞，回雁峰，麻姑仙境，蔡伦竹海等风景区。
6、本文将通过厘清理学家对于宋明时代社会政治难题的思考脉络，借以回到理学诞生的思想史现场；具体说来，则是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到的多层面内涵，以探讨理学的形上义理建构与社会政治秩序塑造之间的一体机制。
7、这次是国舅李广利要带兵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击在天山一带活动的匈奴右贤王，李陵被派去给大军运送粮草。这种大材小用让李陵不满，他请求率领亲兵去打先锋……后来大家就知道了，在汉武帝的猜忌、路博德的掣肘之下，李陵于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位汉唐之时兵家必争之地)战败，滞留在匈奴。而汉武帝又听信谣言，以为李陵在训练匈奴士卒，将李陵一门抄斩。从此彻底绝了李陵回汉朝的念想。
8、刘咸炘此说实际是指出了汉代以后中国文明之道与器(即礼乐与民众生活)之间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与治教分裂属于同一过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引用《新唐书·礼乐志》以及清人沈垚的观点，对古代礼仪演变状况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可作为刘咸炘观点之旁证。
9、(20)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九首·睦族》，徐光大校点，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0、(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11、(2)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12、典型的就是元狩五年(118B.C.)李陵的三叔李敢被霍去病谋杀事件。
13、夫宗法虽不行于后世，而其尊祖敬宗之意，所以纲纪人伦而弗坏者，亦不过如是而止，又乌在其必泥古法为刻舟之剑哉？乃者族贤起东，遂本此旨，勒为祭典凡则彬彬乎质有其文。后之人熟讲而施行之，庶几先王之礼，不难存十一于千百，而自一家而一乡，推之天下，刘氏之教于是乎远矣。(36)
14、武功:通西域，丝绸之路影响至今。驱匈奴，败亡北匈奴“黄祸”欧州。
15、(41)王阳明：《寄邹谦之》，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16、理学家以礼化俗运动的核心，是在平民化社会重建宗法，其在平民(士庶人)阶层表现为宗族建设，在儒家士大夫(卿大夫)阶层则是世家(世卿)建设。依赵园先生的观察，明清之际，世家(世族)已经失去其存在条件，但儒家士人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世家、宗法、封建等相关议题。(17)事实上，这是宋明时代儒家士人政治理想之延续：以宗族建设的方式回向三代之治。
17、(33)刘宗周：《按察司副使吴公家庙记》，《刘宗周全集》第四册，第135页。
18、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19、盖尝论之，宗法者，与封建相表里者也。古者天子世天下，诸侯世国，大夫世家。其继世而为天子、诸侯、大夫者，即为其天下、国、家之所宗者也。天下之族，不皆天子、诸侯、大夫也，则推其大宗之适长而为宗子，以统治其族。其族有蹶起为大夫者，则又为继别之宗。故夫天下虽大，如身使臂，臂使指，而不稍紊焉。…秦废封建而郡县其天下，自公卿大臣以下，皆不能世其禄，于是所谓宗子者，或单寒愚贱不足以庇其宗，而遂寖微寖废，势使然也。封建坏于上，欲宗法之存于下，岂可得哉？(22)
20、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21、注意，此时霍去病正在疯狂的掠夺卫青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本，《史记》的记载是：
22、这两种解读的共同特点在于：将理学道统论从其所从出的思想脉络中抽离出来，作出片面的单一化处理。事实上，理学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于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于宋明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理学家以道心人心(性命之学)之辨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23、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d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24、综上所述，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理学家回应时代政治难题时涉及到了多层面的思想脉络：礼与俗，情感与欲望的调节(亦即道心人心之虞廷十六字心法)，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或者将理学道统论理解为一个虚构的、一线单传式的道之传授谱系，或者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哲学形上学视野中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体系。
25、论位置，其实衡阳与岳阳、常德离省府长沙的距离都差不多。但岳阳、常德的优势是与长沙一起把洞庭湖包住，所以环境，旅游资源占优。
26、之所以要重点强调的是，李陵自始至终都太对得起汉朝了。相比之下，汉武帝对李陵一家的刻薄寡恩简直是令人发指。特别是在李陵被迫投降匈奴前，汉武帝就已经多次对不起李陵了。
27、管志道曾痛感于晚明社会世风日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贵贱尊卑之差等动辄紊乱。(38)这些是晚明时期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宗族内部，情况也相差无几。而在这种局势下，单单以宗法来规范族人已经难以实现睦族，将正德与厚生结合起来才是比较理想的解决途径。在宗族建设运动中，义田就发挥着正德与厚生结合的功能。刘宗周作有《刘氏义田小记》：
28、武功:通西域，丝绸之路影响至今。驱匈奴，败亡北匈奴“黄祸”欧州。
29、在大一统前期的门阀士族能够延续封建贵族的传统，实际承担基层治理；但是在隋代废除乡官制度以及门阀士族逐渐崩溃之后，朝廷是否有能力承担繁重的基层治理任务是有疑问的。(23)换言之，宋代以后平民化社会的兴起，基层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地方社会失去凝聚力、纯美风俗也随之丧失。在这一情势下，回到宗法制度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以宗族作为组织和教化人民的最主要形式。但是宋代以后的宗族并非民众自发建构，而是来自儒家士大夫的主导创制。方孝孺对此状况有一个描述，可帮助我们理解：
30、内容提要：本文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到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由此说明，理学家以十六字心法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31、(10)陈畅：《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
32、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33、(35)黄宗羲：《子刘子行状》，收入《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46页。
34、顺便说一句，汉武帝对李家的态度真是很恶劣，毫无“君使臣以礼”的起码尊重——之后李敢的儿子李禹曾经被汉武帝打算吊着喂老虎。到后来汉武帝又在巫蛊之祸中杀了李禹——因为李禹的妹妹是戾太子的侧室。
35、(46)刘宗周：《微臣顶戴明纶恭申对扬之忱以图报称疏》，《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118页。
36、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社会，亦即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形态；而这种伦理社会的形成是由于古代圣人基于对人性的洞见而作出的制度性建构，其核心内容表现为：“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人间一切问题，莫不起自后者——为我而不顾人；而前者——因情而有义——实为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37)梁先生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缘人情而制礼”的注解。
37、(9)朱熹：《跋三家礼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0页。
38、 第衡阳古代名人(7位)：蔡伦(耒阳市人，东汉宫廷宦官，造纸术改进者，四大发明之首，伟大发明家)；蒋琬(祁东县人，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接班人)；王夫之(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古代文化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学者，湖湘文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彭玉麟(衡阳县人，湘军水师统领、两江总督，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何克明(衡东县人，元朝状元)；彭浚(衡东县人，清朝状元)；陈大受(祁东县人，清朝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直隶、两广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
39、清人沈垚称：“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尚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则士大夫皆出草野，议论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之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7)
40、 孝悌忠信以持其身，诚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于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识也。而为家者，鲜或行之。当其志得意满，田园不患其不多，而购之益力，室庐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广。至于子孙久远之计，所当虑者，则弃而不省。以为可委之于命，而非人之所为。(24)
41、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时，卒于壬申正月初二午时。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42、(26)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二《崇礼让以挽士风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91-292页。
43、事实上，道心(人与人之间基于情感的关联)所表述的是自我中的“公共性”蕴涵，它既是理学形上学论述的核心，也是宗族(包括乡约)等等伦理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哲学形式。基于道心(梁漱溟所说的情感)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这一洞见，我们不难发现，在理学家的道心人心之辨重构过程中，理学形上义理建构与社会政治秩序塑造之间的一体性机制亦得以豁显。
44、(3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21页。
45、斗转星移，到了天汉二年(99B.C.)，是年李陵三十岁，此时的李陵不仅继承了祖父李广一代就开始的“善骑射，爱士卒”的门风，也继承了李家世世代代被迫替汉武帝的外戚当枪使的宿命。
46、昔孔门论仁，以博施济众为犹病，而仅取足于欲立欲达之心，盖循其本也。乃知天下无心外之学，亦无心外之事功，徒取必于事功而愈驰愈远，亦立匮之术也。古之君子若文正之流，皆以其道大行于天下矣。其未尽者，又以行之家，为赡族之惠，曰“义田”，无亦博济类乎？…义也者，行吾仁而宜之者也。…宗周慕义而不遑，将学仁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皆有是心也。呜呼！吾求诸心而知天地万物之无非己也。其于家犹一指也。(39)
47、(14)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页。
48、自太史公司马迁以后，对于李陵悲剧性的一生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主流上都是同情、理解李陵的所作所为。对于素以“夷夏之防”为务的宋儒，如司马光也是如此。臣民尽“忠”前提是君王有“义”，不然就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王安石《明妃曲•其二》)这一点上和司马光和他的老朋友老对头王安石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学著作中不可逾越的经典，也正是因为“二司马”笔下的历史是一部有人味儿的历史。
49、需要注意的是，刘宗周所说的“欲”不是朱子学视野中违背天理的情欲之作为，也不是阳明学视野中弛缓良知的明觉性、使良知的判断迟钝的因素；而是纯粹生命力的展现。“欲”的展现(实现)必然是实践性的，它必须在与外在天地自然人物打交道的实践中获得自我展现(或自我满足)。
50、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51、对于此事，为人比霍去病还要“流氓”的汉武帝就立刻跳出来拉偏架。对李家的孤儿寡母说，李敢是给鹿撞死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李敢是让霍去病从背后放冷箭射死——让鹿撞死伤痕肯定是当胸口。这种敷衍了事的解释明显是对李家的轻蔑和侮辱。这一年李广十六岁不到。
52、从结果上来看，“欲”的自我满足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过分张扬、侵犯外物的自我中心状态；二是由于展现不足或受到外在限制而处于被压制状态；三是与外物和谐一致、协调共处状态。刘宗周把前两者称为“过”(程度过分者为“恶”)与“不及”，而第三种则为“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而“理”就是“欲”在自我延展过程中所展现的“恰到好处”、“无过不及”者。
53、在治教分离、礼俗歧而为二的时代，化民成俗以回向三代之治的治教一元、礼俗同可谓宋明理学政教实践之核心目标。蒙文通曾比较汉儒与宋儒政治思想之差异，他认为汉儒重政治制度，宋儒重社会教养之道。所谓重社会教养之道，是指宋儒以乡村自治的方式“养以厚民生，教以齐民德”。(13)“厚民生”、“齐民德”亦即“厚生”(养)与“正德”(教)，是儒家教化的主要内容。
54、 第衡阳当代海外名人(5位)：马英九(衡山县人，前台湾领导人)；洛夫(衡南县人，诗人)；龙应台(衡东县人，女，作家)；琼瑶(衡阳县人，女，言情小说作家)；刘兆玄(衡阳县人，前行政院长、国立清华大学与东吴大学校长、学者、武侠小说作家)。
55、(39)刘宗周：《刘氏义田小记》，《刘宗周全集》第四册，第146-147页。
56、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57、(23)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本文使用的一些史料，也从此文得到提示。
58、昆曲中李陵与苏武的惜别。因李陵后来尚且鞮侯单于之女，所以戏中李陵的扮相是一套驸马珈。
59、重建世家与以礼化俗：晚明士人的三代之治图景
60、(11)朱熹：《家礼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第873页。
61、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62、衡阳现时的支柱产业，包括有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盐卤化工，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和电子信息等。较为有名的如，特变电工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产业，以富士康为龙头的南方最大的精密模具产业，以五矿金铜为龙头的铜铅锌精深加工产业，以中核二七二为龙头的军民融合产业，以天雁机械、南岳电控和湖南机油泵为龙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等等。可见衡阳的工业，第二产业发展是非常强劲的。
63、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64、“降入天骄愧鬼才，山头空筑望乡台。 苏郎有节毛皆落，汉主无恩使不来。 青草战场雕影没，黄沙角鼓雁声哀。 那堪携手河梁别，泪洒西风骨已灰。”
65、(42)刘宗周：《阳明传信录》卷《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16页。
66、朱子《中庸章句序》解释十六字心法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16)其解释效果与儒家礼乐理想“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使天下迁善远罪而成俗”的“治出于礼乐达于天下”是一致的，共同指向道与器断裂之消解。换言之，宋明理学家的礼仪重建运动是以化民成俗为基本途径，消解道与器之间的断裂，实现道器合治教合一。
67、“……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
68、这种价值体系的结构方式将培育出无限广大之心量以包容污秽与美好并存的大千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自然生发出强盛的心力和无限的责任感来应对和转化(救治)千变万化、破碎的现实世界。刘宗周对待“流寇”问题的态度，就是这一价值观念的鲜明展现：“流宼之为中原毒也，原其初朝廷赤子也。语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皇上但心尧、舜之心以抚民耳，不患宼之不还为吾民也。”(46)这种包容性的论述，正是理学家基于因应、对治中晚明的社会政治危机的现实关怀而产生；由此亦可见中国古典哲学与政教之间独特的互动关系。
69、(18)陈畅：《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
70、作者简介：陈畅，男，西元1978年出生，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宋元明清哲学。著有《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编有《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三辑)。
71、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25)
72、吴氏族人的家庙礼仪实践建立了宗老、宗理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于封建宗法时代作为基层治理单位的世家。赵园先生注意到刘宗周文中说的“历唐宋迄今，州山之墟若建国然”，认为“(吴氏治家)有立法、执法机构，代行官府职权，俨然组织完善的自足的小社会”。(3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宗周高度赞赏吴氏族人的宗族建设实践。刘宗周的思考与其他理学家高度一致，也是通过敬宗收族，在郡县制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宗族共同体，以此达到行之乡村则移风易俗，行之天下则回向三代之治。
73、(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74、根据黄宗羲的概括，刘宗周后来的宗族建设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设想进行的：“初，刘氏家庙所行，皆世俗之礼。先生一一正之，置祀田，辑宗谱。乃立宗长一人，总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齿，宗干一人司钱谷，宗纠一人司赏罚。举宗之事，皆质成于宗长。宗长未听，而投牒于官者，罪之。月朔，宗长率宗人而谒庙，有善恶皆书之。置义田百亩，定卹例：一卹贤，二卹鳏，三卹孤，四卹嫠，五卹丧，六助婚。罪人与醮妇不卹。”(35)这种家庙礼仪的影响并不局限在家族内部，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示范意义。《水澄刘氏家谱》第七卷有一篇由刘鸿煠所述、刘宗周代书的《家庙祭典(代)》，其文曰：
75、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76、朱子《中庸章句序》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2)朱子把尧、舜、禹授受的十六字心法作为儒家道统核心，显然是继承历代儒家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政教理想。更确切地说，朱子道统论是以道心人心之辨的性理思想为三代王道理想奠基。
77、王夫之最后说:“百年的杀戮与动荡，无形中消散(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祖一直生活在“恐惧”的生存现状与心理状态之中。
78、 第衡阳近现代名人(8位)：罗荣桓(衡东县人，开国元帅)；彭明治(常宁市人，开国中将)；王紫峰(耒阳市人，开国中将)；谭冠三(耒阳市人，开国中将)；伍中豪(耒阳市人，革命先烈，红十二军、红二十军军长)；夏明翰(衡阳县人，革命先烈，因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流芳千古)；刘道一(衡山县人，革命先烈)；唐群英(衡山县人，女，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